光绪罢市（第2/3页）

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知府于宗潼等，分别赶到商业场和事务所等“CBD区域”进行演说，号召开市，但听者寥寥，店铺基本上完全关闭了。

第二天，提法司周善培等政府官员也分段演说，号召开市，毫无效果。罢市也已经蔓延到了成都下属的16个州县、绵州下属的5个县、资州下属3个县、眉州下属3县及嘉定府、叙州府、泸州府、重庆府。

这一天，保路派们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的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赵尔丰接见了他们，同意将他们的要求代奏中央政府。这批小学生示威的人数，根据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师长）朱庆澜发给陆军部的报告，约七八十人，而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则说有200多人——陆军的内部报告毫无缩小数字的必要，但同志会的报道却绝对有夸大数字的需要。

成都市面虽然萧条，但秩序还算井然，除了物价飞涨，交通拥堵成为最大的问题。而堵塞交通的就是大量跨街搭建的“圣位台”。

这一天午后，打金街正在搭建圣位台，忽有某局某科员乘坐三人拱杆轿子飞奔而来。街邻喝令其下轿，轿子里的小干部不高兴了：“你们供奉皇帝如是之多，我岂能处处下轿？”众人大怒，喝令拉出轿来，饱以老拳；几个轿夫一看，“回头大吼狂奔而去”。野史也记载，成都县令出门办事，民众呵斥他为何见了光绪皇帝神位不拜，他只好出轿，“一路皆神牌，则一路拜，拜不已，遂逃归不敢复出”。这些林立的圣位台，“不光轿马过不得，益且驼牛等类都过不去”。这成为下层民众最为扬眉吐气的玩具。

打着光绪皇帝的牌子，这一手法显然避开了犯上作乱的敏感，郭沫若认为“这个策略在当时的指导者中可以说是杰作”，“它在当时的效力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

面对圣位台，官员们是哭笑不得，赵尔丰被迫在8月26日向中央政府专电请示，这些圣位台已经大大阻碍了交通，“可否敬谨将万岁牌焚化，夺其所恃”。保路同志会也深感不便，出面呼吁民众勿在街心搭建灵台，他们用的理由很有特色：如果下雨淋湿了圣位灵牌，就可能授人以柄。

光绪皇帝画像。成都罢市打着光绪皇帝的牌子，这一手法显然避开了犯上作乱的敏感。

即使到此时，赵尔丰仍坚决抵制了中央政府要求坚决镇压的指令，认为罢市毕竟不是暴动，“碍难严究”，只能多多加强警戒，但“争路狂热，深入人心，从前警兵，时有哭泣者。军队中则良莠混杂，且皆系本省之人，默审情形，殊不可测”。

赵尔丰的退让并没有获得对手们的尊重和配合。

8月27日的《西顾报》刊登了一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公开提出：“吾川人即食政府之肉，寝政府之皮，亦不为过，区区罢市，何忌何疑！”文章希望“各街各市，坚持到底，勿为浮言所动，勿为甘言所诱，则成命或可望收回”，不然就是“同归于尽”。同日，赵尔丰连续致电内阁，认为在目前局势下，四川的兵力根本难以防范大的变乱，“环顾左右，艰窘万分，一发难收，大局不堪设想”，政府不能采取强压的办法，必须变通转圜。

8月28日，赵尔丰和成都将军玉崑联名致电内阁，代奏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电文中再度强调：“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人心一失，不可复收”。当日，端方则参劾赵尔丰已与王人文“沆瀣一气”，“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建议中央政府先派重臣赴川查办，另派袁世凯出任四川总督，要求果断行动。

成都的私人院落（摄于1910年）。

8月29日，端方再度致电内阁，弹劾赵尔丰，要求另派四川总督。同日，湖广总督瑞澂致电盛宣怀，同意派兵入川，要求中央政府责成赵尔丰采取强硬措施，恢复四川的社会秩序。

8月30日，中央政府要求盛宣怀和端方将川路公司的纠葛情况妥速清理，明示办法，以释众疑。这说明此时中央政府仍然是希望和平了结，以为只要把中央政府的方案苦心解释清楚，就能消弭大乱。他们哪里知道，保路派已经在民众与中央政府之间建起了一道高大的信息防火墙，任何信息只有经过他们的过滤和修改才可能被传达。

同日，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亲自致电赵尔丰，说明借款收路不便交由资政院的苦衷，已将收路和查款变通处理，希望扭转目前局面，请川人顾全大局。赵尔丰则回电说，现在的问题焦点是川民认为借款未经议会批准，有违宪法，而且，英国领事也已经表态，川路可以剔除出四国银行贷款的范围之外，由川民自修。

8月31日，端方、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赵尔丰无能，败坏川事，要求立即派重臣前往镇慑。此时，罢市已经“南至邓、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西顾报》更是将罢市上升到了“吾中国可以不亡”的高度。

局势日益失控，重庆海关的英国籍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致电北京总署，认为商人们“被迫于公众意见和恐吓而宣布罢市”，“官员们看来已丧失了他们的一切影响，事态的控制权已全部掌握在保路同志会手中”。

抗粮抗捐

罢市一周后，保路派们见局势依然僵持不下，失去了耐心。

9月1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崑致电北京，联袂请求辞职，要求召开御前会议弹劾盛宣怀等，火速寻求救急弭乱办法，“不可由盛宣怀敷衍操纵”。地方班子要求总辞职的消息，迅速由列席股东大会的四川提法司周善培公开宣布，这不啻是在激昂的民气上浇上了更多的火油。当天的股东大会立即决定抗粮抗捐，“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并且“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了拿起枪炮，武装保护家园。事态升级了。

第二天，保路同志会开会决定，号召各校学生离校回乡，协助各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斗争，将成都的火种带到四川各地去。随后，川路公司干脆在藩署内设立股东办事处，专办抗粮抗捐等事，等于夺了政府的财权。

《西顾报》的社论说：“今政府夺路劫款，断送路权于外人，是放弃其应负之义务也，既放弃其应负之义务，则其应享之权利，应即归于消灭，而吾民与政府之关系，亦于斯而断绝……故吾民今为权利之主张，势不得不为相当之抵御……即于罢市罢课之外，实行罢税罢租是也。”邓孝可则公开宣称，实行抗粮抗捐比罢市更能钳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