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第3/5页）

薛：我不知道。数目肯定很高。会议的来回旅费很可能都是我们包了。会议期间还有参观活动，参观原子反应堆、一些大的工厂等。会后愿意走的先走，绝大部分人都留下来，分七路赴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西安（延安）、武汉、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了一至两周。最后走的时候我们还送有重礼——最初计划每人送一个中国制造的金手表，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只送了一支特制金笔。总而言之，代表们生活上的待遇非常高。

熊：在查档案时，我还注意到，东非科学院的代表奥廷诺曾要求我国给予他经济援助。他宣称东非科学院秘书长接受美援、勾结印度反对他。他急需经济援助，以便在知识界中发展进步力量，在两三年内重新掌握东非科学院。我国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对此颇为不满。说：“你们一直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为何在我面临这种困难时而不予支持。”

薛：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国家刚从“大跃进”所导致的经济困难中走出来，并不宽裕，确实难以满足某些人的欲望。

熊：您陪同外国代表参观了吗？

薛：没有。当时各个学科的工作人员很少，我不单管生物方面的，其他理科学科也得管，所以管的事情很多，会议期间经常泡在印刷厂里。会后则忙着处理印论文集等善后事宜。在北京很难找到西班牙文翻译，开会时翻译马马虎虎对付了过去，印论文集时他们根本就不管，而文字稿更应该字字推敲。我费了很多周折，才通过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找到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帮忙校对、审核西班牙文。会议只开了11天，可我从1964年初到1966年元月2日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前，主要被抓去忙这个会。

陪外宾参观也是苦差事。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前后我曾两度陪外宾参观。第一次是陪朝鲜科学院微生物所分所的所长到石家庄去考察我们的华北制药厂。当时我寒酸得很，连一套像样的服装也没有。不是说买不起，而是没有布票。我只好向邻居借了一条西裤、一件衬衣。衬衣每天晚上都洗，第二天早上不管干没干都得穿。第二次（1965年夏天）是陪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马科夫斯基在北京并去上海、杭州访问。这时候国家的经济状况好一点了，我一下子买了两三套不要布票、可在外事场合穿的上衣和裤子，没那么寒酸了。但由于这位院士有点调皮，我一路都相当紧张，生怕应对不慎出差错。当时接待外国科学家的规矩是，从头到尾有一个人主陪；到某个地方还由某位业务对口的人员负责陪同，请对方吃饭、看戏等；此外还有一个翻译。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得向当地的外事部门及时汇报接待情况与问题。那时候大家头脑中都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就算是另一位陪同人员某句话应对得不好，你站在旁边，也有责任，碰到翻译不好，他可能会告你一状。那次陪同的法语翻译是中国科学院联络局的工作人员。他在“文革”时是造反派。我当时狠捏了一把汗。

熊：不就是接待一个外国人嘛，搞得那么复杂，这么紧张。

薛：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所谓“外事无小事”，搞不好就出事。

熊：您前面提到的那种低水平的“论文”也得放到文集中去？

薛：那当然得放啦。让那些独立不久、还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代表写出高水平的论文本来就不太现实。包括朝鲜金凤汉那篇弄虚作假的经络系统的文章，已经被中国科学家证伪了，仍在医学组宣读。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后来讨论会的文集总算印出来了，装帧非常好（用烫了金的最好的暗黄色咔叽布精装封面），却发行不出来——因为有刘少奇主席接见全体代表的照片在里面，此时“文革”已经开始，他已成了被打倒对象——后来科协的同志一本一本地撕，把那些咔叽布封皮撕下来，其余部分则送回造纸厂回炉。论文集共有理、工、农、医、哲学社会科学五卷，每卷都有中文版、外文版，每种至少印了上千套，其印刷成本也是很可观的。可它们最终未能发行出来，而我为理科论文集中、外文版的编辑和出版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白费。我甚至没能拥有一套理科论文集。

评价与思考

熊：“文革”期间这个会议挨批判没有？

薛：这个会议是科协举办的，不知他们那边的造反派批判过没有。在我的印象里，科学院没专门批这个会议，反正我的“罪状”里没这条。“文革”时科学院有几十个各种名头的大批判“联络站”，批得较多的有广州会议、“科学十四条”、“七十二条”、“三高”、“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等，没有批这个会议的。

熊：对，应当没有。“文革”兴起之后我国还一度想在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呢。为了筹备这个会议，我国特意上马了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科研项目。

薛：1964年8月31日通过的会议公报说将于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还说将在两次全科会议期间再开一两次单科或专题性的会议。1966年7—8月间，虽然“文革”已经开始，我国仍在北京召开了暑期物理讨论会。1968年之所以没有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有“文革”的原因，更主要的是1965年9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协第八届全体大会上，苏联代表团以组织的手段将中国排挤出世界科协。因此，1966年中国科协被迫中断了与世界科协的联系。

熊：40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这个会议？

薛：当年我国媒体对这个会议的评价是很高的，称它“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界的团结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甚至说它是“新科学的起点”，开创了“世界科学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帝国主义者垄断科学的时代结束了”。但它对第三世界实际起了哪些作用不好说。我们是为了扛“反帝”、“反修”的大旗才举办这个会议。但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究竟有什么收获，我是打问号的。假如说这个会议还有一些正面影响，在“文革”开始之后，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