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以恩止杀是一步好棋（第5/5页）

不过这道奏疏把滥刑的根源分析得很到位，直称酷吏为“寡识大方”的刀笔吏，是“图荣身之利”的小人，指责武则天信任酷吏是“爱一人而害百人”，文字大胆而辛辣。

他在奏疏中还说，经十年的东征西讨之后，天下疲极，不幸又连遭荒年，人民“流离饥饿，死丧略半”。近年来好不容易才得以休养生息，如今圣上重用酷吏又滥施淫刑，大伤和气，天下不安，都怕无辜被陷，人情之变，不可不察！措辞虽然偏激，但因为陈子昂是公开上书，而且奏疏中带有浓厚的书生意气，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怪罪他。

继陈子昂之后，李嗣真也对恐怖政策进行了公开批判。在李贤被废前几个月，李嗣真就已经预言其必败。由此可见，此人也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策士型人物。

李嗣真对酷吏的批判，比陈子昂来得要更加尖锐，也更加猛烈。他引述古代的司法程序，要求恢复中书门下早已被酷吏们窃取的详复权力。李嗣真提醒武则天，那些手中掌握着皇家威权的酷吏很可能是对手安插进来的卧底，他们的存在将会置武周帝国于危险的境地。

李嗣真因此遭到来俊臣的反击，被流放岭南。从此，他再也没有参与过帝国的政治活动。

武承嗣本来以为可以借助来俊臣之手，除掉皇嗣李旦，结果却出了一个“安金藏事件”。武承嗣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也开始逐步浮出水面。

于是，朝堂内外掀起了批判酷吏的小高潮。其中尤以徐坚、朱敬则、周矩三人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万年主簿徐坚上书之时，恐怖政策早已推行至州县。派驻地方执行任务的朝廷使者，对州县长官有就地处决的权力，使得各地州县地方官员惊惶不已。徐坚的表疏便是就此而发的，要求武则天从使者手中收回权力。乱杀不能打击真正的奸逆，却能造成人们对朝廷的仇恨心理。

右补阙朱敬则对恐怖政策的批判，比徐坚更进了一步。他认为恐怖政策在武则天称帝之前所起的作用，是“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谋，入无人之妙术”。但是这一切，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它的性质就变了，“即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也就是，恐怖政策在武则天登基前后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登基前是妙算，是神谋；登基之后，则成了一个大包袱，不合时宜，毫无用处。

侍御史周矩的批判更为深刻，他说：“今满朝侧息不安，皆谓陛下朝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也就是说，满朝都是陛下的仇人，陛下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

周矩并没有夸张。武则天执政期间的君臣关系可谓高度紧张，矛盾异常尖锐。

周矩将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武则天的面前，无非是想要警醒她，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皇帝，到底是依靠酷吏，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还是将权力从酷吏的手中收回，依靠文武臣僚去治理天下？

两者选其一，何去何从必须做出一个明智的决断。周矩这句话，好似对武则天的一声棒喝：如果坚持这么做，就是与满朝文武百官为敌！周矩的奏疏呈上以后，武则天猛然惊醒，她决定对滥杀无辜的酷吏开刀，作为整顿帝国刑狱的开端。

延载元年（694），武则天以贪污罪将声名太坏的来俊臣贬谪为同州参军，以示警告。六道使也因杀孽太重，仇家遍地，最后都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武承嗣虽然没有受到处罚，但是来俊臣离京之后，他的势力也随之一落千丈。

来俊臣对这种官途上的逆转，似乎并没放在心上。虽然被下贬至同州参军，由正四品下贬至从七品上，毕竟也还算是体制内的官。更何况，同州是紧挨着洛阳的地方。来俊臣知道，武则天并没有杀自己的念头，如果她想要杀自己，罪名俯拾即是。来俊臣得以东山再起的原因，主要是武则天对李唐余孽还抱有忧惧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