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应案前“真史”追溯（第4/5页）

然而，在上述斑斑劣迹的后面，应夔丞又有另外一副面孔——反清革命志士。按照应夔丞自述，从光绪二十年起，他就投身革命了。当时他任皖南缉捕营管带，缉获了到长江流域运动革命的龚照，“允为同志”，将其释放，并听从龚照劝说，弃官同赴香港，“领放孙逸仙先生所立洪门与中山同心堂票布，周历日本。廿三年回至上海，变卖家产，约同日本人邓十一郎等，前赴浙洋南田岛，制造炸弹，未成，即在该岛筹备接囤军械，一面在上海设置文汇地产公司，藉筹经费，接济汉口唐在〔才〕常。事败，册籍被收，改名应秉钧。”[73]后因在上海“运大批军火接济党人”，为工部局指控，被驱逐出租界。于是，应回到宁波，“以十万建崇义学堂于鄞”，借学堂掩护革命党人。“广州之役，与陈其美济械济师，败后逃匿沪寓者数十人。”自河南罢官后，又回上海，“因决发难长江，资张振武饷械。会鄂乞款，急无以应，又以沪屋值七万者拍卖万三千金济之”。[74]

辛亥上海光复，“凡保内地，克制局，守武库，据县署，抚狱囚，设临时司令部，皆密与各党协筹”。迨沪军都督府成立，应任谍报科科长，“以沪为中外枢纽，凡交涉、捕获、检查皆力任之”。[75]1912年1月1日，护送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所有上海一切房租、供应万余金，皆夔一人独任”。时临时政府“仅分秘书、庶务两处，诸部未设，故除文电外，余皆（夔丞）之庶务处主之……旋兼内藏库，时无财政部，库权颇重，奈空如洗，勉获支持”。[76]

以上均为应夔丞在革命之后为“叙勋”而向中央呈送之自述革命经历中所述。此外，应夔丞还在给副总统黎元洪的一道呈文中陈述其功绩道：

□□从事革命十有余年，自闻武昌建义首，与陈英士等利用各党，并力合谋先安内地，然后光复上海要地，故促孙中山先生归国。各国在沪领事均未承认我为战事团体，□□力谋于法，得以承认在先。即设行馆，合各党合组南京政府，惨淡经营，得有今日。追原厥故，实得力于各党草昧英杰效事之忠，即前清之视为帮匪者，均得群驱效用，以服指挥。[77]（□□代夔丞二字）

不难看出，应夔丞自视劳苦功高，直以革命领袖自居，所言不免有不实或夸大之处。一度与应夔丞关系密切的陈其美也曾提到应夔丞赞助及参与革命之事，但要客观得多。他说：

余在沪组织革命机关，如有机密事件，借彼（指应文生、应夔丞父子——引者）房屋住宿。昔于右任君鼓吹革命，为英租界逐出时，亦曾借居其屋，与应文生相识。[78]武昌起义后，应即以关于革命事来机关部报告，以致上海光复后，即以谍报科长相委。迨后孙中山先生未任总统之前，在申由沪都督府招待一切，即派谍报、庶务两科，每日前往照料。孙往南京，即在沪组织卫队，护送到任。初时以为到宁即返，后孙先生即以卫队司令相委，继庶务长缪姓事出，即任庶务事。应办菜每席开支银五元，后减至一元，菜与五元相等，遂知其弊，即斥革。[79]

应夔丞被总统府斥革，还有一说，系因他“吸烟败露，不容于总统府”。[80]此后，他曾被派至下关任兵站站长，但不久又被撤差。1912年3月21日，应夔丞在《申报》刊登启事，历数其自辛亥鼎革以来的功劳：

自志士昌言革命，即从诸君子后奔走国难有日。迨武汉倡义，沪滨继起，夔膺沪督府谍报科之职。正值南京战事吃紧，外交团亦未承认，凡侦探军情、缉搜军火，种种设施，有关身命，夔夙以冒险为天职，牲牺一身，本不自惜。嗣幸金陵光复，奉沪都督命，随护孙总统赴宁。时宁垣甫遭烽燹，兵匪不分，闾阎骚扰，不得不于镇静之中出以强毅，论者不察，辄有微词，（夔）以大局为重，毁誉所不敢计。及总统府成立，以夔领警卫军并庶务长，兼管内藏库，以半月之时间，成立五科十二股，暨外交、财政、法制院各部，规画仔置，颇费经营。任事匝月，适大本营有兵站局之设，总局长不以夔为不才，使承乏兵站。受事未几，即因津浦路线节节阻滞，大为行军之累，爰直达徐州，设法通车，进至利国。交通既便，南北一家。讵料北来军队以护路为名，自济南扎至固镇，南北兵队同在一处，未免猜疑，当商徐菊人督办，蒙允撤退。其时，徐州山顶尚高悬外国旗帜，幸津浦工程师深明大义，藉以一言解决，立即撤除，并与北段张提督（指张勋——引者）约，指定利国以上之渭河为界，南北过军均须彼此知照，订明界碑，俾各遵守。事甫就绪，奉总监因事召回，不意舟车劳顿，忽抱采薪，事与愿违，殊乖委任，遂决计辞职，并请将下关兵站酌改名义，直辖总站，幸获仔肩尽卸，藉得养疴。至于局外闲评，在知事理、有经验者自能见及，悠悠之口，听之可也。谨白。[81]

启事未提其被斥退之事，而自称因病“辞职”，但言辞中又流露出对外间物议的不满。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应夔丞又回到上海，联络长江上下游青帮、洪帮及公口党徒，于1912年6月成立国民共进会总机关部，7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应夔丞自任会长，并呈请各省都督及内务部备案。呈文云：

窃维民国初基，首重改良社会。前清时代，有所谓秘密结社，其团体甚大、结合甚坚、昭昭在人耳目者，当以青红、公口为最……去岁武汉首义，各省景从，三党之人，尤多死力。顾自大功告成，即亦退处田间，不与他党争权利，侠义之风，于今为烈。惟是民国既定，素愿已偿，不再事秘密之行为，又实无解散之良法，是以一二志士注重国民生计、道德，集三党重要人物，发起是会，并拟联合曾抱同一宗旨之南北各社会，组织纯粹民党，实行取缔会员。各处支部成立后，不准私开香堂，另立码头，湔除其旧染之习惯，免致与民国法律相抵触，总期力图改良，维持国内和平，增进国民道德。经三党公决，规定草章，表明宗旨，名为中华国民共进会。现在总机关部业经成立，除就近呈请沪都督转咨内务部并呈各省都督立案外，各行检具草章及会证，呈请大都督察核，令行民政司通饬各县民政长一体备案施行。民国前途幸甚。[82]

按照共进会草章，其宗旨有八：“一、灌输国家思想；一、维持地方秩序；一、改良社会习惯；一、增进国民道德；一、主张世界和平；一、筹备平民生计；一、振兴工商实业；一、提倡尚武精神。”职员包括会长一员，副会长三员，评议员无定额，文牍科、纠察科、宣讲科、庶务科各有干事六员，调查科、交际科各有干事九员，统计科有干事三员。[83]共进会总机关部设于上海，很快便“依据浙江为发生地点，然后蔓延各省、各地”。会员入会实行“开放主义”，特别注意吸收军队中人入会。除了在广东受到都督胡汉民反对外，在其他各省立案大多通过。[84]然而，共进会成立后，并没有按其宗旨行事。应夔丞“自以有功民国，骄恣跋扈，为害地方”，共进会党徒“所至骚扰，民不安枕”。[85]特别是在浙江，“自共进会发现后，不数月间，匪类蔓延”，“无一处无该会会员之扰乱，更无一案不与该会有关系，小者恃强敲诈，愚弄乡民，大者开堂放票，聚赌敛钱，甚至明目张胆，确为叛乱，谣诼纷起，闾阎恐慌”，其“暴凶行为，如虎如狼，地方官等于虚设，警察局绝不顾问”。[86]1912年9月24日，顾斌与鄂军马队副官严正朝、连长陈起胜等起事，被黎元洪镇压，经查，主谋系何海鸣、王宪章、应夔丞等，指挥机关本部设在上海。[87]其中，何海鸣因在《大江报》上鼓吹“无政府主义”，已经在8月9日遭到副总统黎元洪通缉。[88]应夔丞则作为暴动主谋之一，于事发后潜逃，遭到黎元洪严电通缉。[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