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圣经（第6/7页）

到了8月里，希特勒正忙于马拉松式的写作当中。为了避免外人打扰，他在《民族信使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我此前曾在报上刊文恳求大家不要去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监狱探望我，可是仍然有许多外界朋友前来探望。……我必须在此郑重重申本人要求，只接受事先商定好的探望请求。”49莫里斯给一位联系人写信，请他理解希特勒没有回复其信件，因为希特勒正在“处理大量要务”。508月初赫斯写道：“保民官认为到下周他可以把书写完。我不相信。”51两周后，那时正在担任希特勒同德国北部纳粹党的联络员，以及“陆军元帅山”与步兵之间的联络官的弗布克写信给家乡斯德丁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说：“现在很难找希特勒谈话，因为他正在一直不停地写书，不喜欢别人前来打扰。”52

然后就在8月里写书很忙的时候，希特勒的确抽时间找过弗布克，同他详细谈论几乎肯定要写进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即制定纲领者（Programmatiker）同政治家（Politiker）的兼顾融合问题。53除去德文中的头韵之外，这两个单词可以更恰当地译为理论家（或者“政治哲学家”）和实用政治家。这两个词语多少有些不言而喻，但是希特勒像往常一样用数页篇幅来加以解释。他写道：“理论家务必为一场运动制定目标，而政治家则必须执行目标。一位以永恒真理为导向，另一位则以当前实际情况为导向。”理论家应该成为指引“好奇人性的北极星”，希特勒坚持这样认为。54在列举此类伟大人物时，希特勒提到腓特烈大帝、马丁·路德·金、理查德·瓦格纳，甚至包括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在内的“宗教创始人”。不言而喻，希特勒也把自己抬升到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列。

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将自己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视为千年一遇的大事。“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他写道，“有时实用政治家与政治哲学家可以合而为一。这两者结合得越紧密，面临的政治难题就越大。这样的人并不会不辞辛苦地去满足每个心胸狭窄的人都能明显看到的各种要求，他力争要实现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宏大目标。”这样的时刻，希特勒暗示道，已经到来了。

弗布克不可能知道，甚至连希特勒在8月中旬也不知道的是：《我的奋斗》一书中最能披露内情的章节已经写出，而且已被讨论过了。希特勒更为露骨地展现出那种极度膨胀的“自信”，替天行道的感觉，以及对全局万无一失、绝对正确的把握。他认为自己拥有的政治家才干是显而易见的。其他人均不具备他那种集实用才干与哲学才华于一身的非凡能力。

如果说在1924年有一个月份，一个关键的转折，一个准确的时刻，可以视为造就了世人皆知的希特勒，那就是此时此刻。从此以后希特勒“获得了那种无所畏惧的信念，那种乐观主义态度以及对我们自身命运的自信，以后的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动摇”（希特勒语）。55

希特勒自称拥有哲学家、政治家双料才能，是后世的“哲学家国王”。这样便相当于在他构建的心理拱顶中嵌入了一块非常重要的拱心石。同他心目中那位于1804年称帝的英雄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实际上已自封为他那个时代的伟人。希特勒在这样“以剑触肩”之后，便自封为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这是一场独角戏，丝毫不受制于谋事顾问们的规劝谏言。元首神话也从中出笼，造就了一种唯我独尊、旁人不得谋政的独裁形式。希特勒借此一度统治德国，最终也毁了德国。

8月，希特勒在忙于赶写《我的奋斗》。第11章是希特勒有关种族与犹太人的长篇大论，题目是《民族与种族》。这一章内容也许是采用不同时期的三篇作品拼凑而成的。56例如，他对于“犹太人道路”的专横描述曾在早期演讲中出现过。但是在书中则由原来提出的三个基本阶段（“宫廷犹太人”、“民众犹太人”和“血腥犹太人”）变成了11个发展阶段，占用了18页篇幅。这一章内容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举足轻重，是希特勒种族理论的重要基础，最终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根据贝艾尔和普洛金格的分析，希特勒利用第11章内容千方百计耍花招。他首先阐述了狂热的反犹太主义立场，继而又炮制出详细的种族理论，从中表露他对于犹太人的仇恨。这两位学者写道，即使反犹主义思想出现在各种一般理论之前，“他也要在《我的奋斗》一书里使其看上去先后顺序正好相反”57。

在《民族与种族》这一章里，希特勒敞开心扉，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的信念：“强者必须居于统治地位，不可与弱者混在一起。”希特勒认为永恒的斗争是促进民族与种族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希特勒提出各种理由为战争辩解，认为战争是一种使优劣分明的更新淘汰力量。希特勒写道：“那些想活下去的人，就让他们去战斗；那些不想在这个充满永恒斗争的世界上战斗的人不配活下去。”58希特勒还说：“所有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优秀种族的人都是劣等人。”59这句话可以说是希特勒未来淘汰性优生学政策的前兆。

上述残忍的种族评说言论以及更为恶劣的言论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到处都是。全书至少有600处语句、片段同仇恨犹太人有关。60然而希特勒在回顾维也纳岁月那一章里还声称，只是在经过长时间“内心灵魂斗争”之后，他才树立了反犹太主义立场。他甚至同赫斯也谈到了这一点。后来赫斯在写给他的朋友豪斯霍费尔的一封书信中描述了那次同希特勒谈话时的情形。“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希特勒是在经历艰苦的内心斗争之后，才形成了现在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这种立场，”赫斯写道，“他一直在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对。他说过，即使现在他对少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讲话时的方式，也不同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时的方式。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采取最为激进的立场。”

即便希特勒在这时仍然愿意对于“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缓和调整一下他那种反犹太主义立场，情况也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几周后，一位名叫库格勒的捷克纳粹党成员前来拜访希特勒。他问希特勒，被囚禁在监狱里写书是否已经对他同犹太人的威胁做斗争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啊，是的，”希特勒回答道，“实际上我已经改变了如何同犹太人做斗争的看法。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态度过于温和了！”他还说写书的过程向他表明，将来必须运用“最猛烈的武器”同犹太人做斗争，因为毕竟“犹太教是全世界的祸害”。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