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岳飞必须死（第5/16页）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威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完全受之无愧。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这就大错特错、错尽错绝了。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的帝制文化之下，任何将普通人的感情加诸皇帝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家权威的冒犯，从而形成对于行为者本人的绝大杀伤力。不管这种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可贵。从历史记载上判断，岳飞很有可能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这种错误，而且错得至矣尽矣！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他退出去后，皇帝立刻接见了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赵构对他讲了这件事情，并关照这位参谋长说：“看样子岳飞不太高兴，你可以去开导开导他。”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痿，并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三十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唯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钩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而且是那种忠心耿耿地把皇帝当成自己人、不见外的那种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样。诚哉斯言。赵构对岳飞的呵斥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

刘光世是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之一。此人出身于名将之后。他的父亲是战死沙场的著名将领。到绍兴年间，南宋政权稳定下来之后，这位将军厌倦了刀头舔血的戎马生涯，陶醉于酒色之中，对于什么光复国土抵御外侮之类毫无兴趣。于是，他统帅的五万大军便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很凶。因此，朝野上下颇有烦言。听到风声之后，正中这位仁兄下怀。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赵构赏赐给他了一些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在中国，这种人政治上的安全系数一般都会很高，而且生活幸福。赵构的此次安排，主要就是让岳飞接管他的部队。

皇帝为了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光世的部队，专门为岳飞写了一道下达给刘光世及其主要将领的手诏。手诏中要求这些人，听从岳飞的号令，就像皇帝亲自在场下令一样；如果有人胆敢违反，“邦有常宪”，就是依法严惩不贷的意思。

谁知，皇帝的这个安排，遭到了时任宰相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而且，反对的理由极其强有力，那就是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大宋防范与裁抑武将的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不少文臣陆续谈到了应该防止武将坐大的问题。但是，战争的需要，使南宋君臣很明白，他们不可能一边限制和得罪这些将军，告诉这些正在出生入死的人们：你们是靠不住的，是一些潜在的坏蛋；一边要求他们奋力保卫自己的家国。因此，尽管皇帝和他重要的文臣们为此相当焦虑，但是，他们不能也不敢在这么敏感的问题上轻举妄动。

如今，活着还是死去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那么，君臣议论过不止一次的恢复以文制武政策，就理所当然地提上议事日程了。张浚与秦桧认为，委托岳飞统领大军北伐，可能是在生身父亲宋徽宗去世噩耗的刺激下，皇帝短暂地发生心智失常所致。因此，作为臣子有责任提醒皇帝，这是违背帝国传统与祖宗家法的。于是，宰相张浚忠告皇帝：让一员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威震人主，便悔之莫及了。所谓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之谓也。

赵构听了张浚和秦桧关于“以合兵为疑”的陈述后，深以为然，当即给岳飞另外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合军一事，“颇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然后，让张浚想办法处理善后。

翻阅当时与后代的史书，对这位张浚的评价都不算低。在像我们这种普通中国人一般会肃然面对的“二十四史”《宋史》中，甚至将这位南宋初年的宰相，与诸葛亮作过一番比较，认为他对王事的忠诚，很像这位极受中国人敬爱的诸葛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