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第5/11页）

当年八月，金兵以此为口实，再一次兵分两路，大规模南侵。赵构继上次充当人质之后，又一次受命充当“告和使”，前往金军大营求和。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应金国方面的要求而安排的。就是说，金国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位临危不惧的小伙子是真正的皇子，希望把他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这一次，赵构却没那么临危不惧。他的行动相当诡秘，如有神助般地逃脱了厄运。遂成为这位皇帝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他是十一月十六日离开首都开封城的。当时，给他担任副手的那位大臣，曾经亲眼看到过金兵攻陷真定城时的情形，于是叹息着告诉他：“真定城几乎比开封城高一倍，可是金兵转眼间就打进去了；京城城楼壮丽如画，天下无双，可是没有用呵。”这番话，很有可能给赵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到达相州，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以后，赵构知道金兵已经渡河进逼开封，他没有前去寻找金兵主帅，执行自己谈和的使命，而是径直北上，来到抗金气氛浓烈的磁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磁县。在那里，他的这位副手因为携带着金国人的服饰标志，而被当地军民当成汉奸杀死。赵构没有回开封，而是悄悄返回相州，并以金兵南渡，副手被杀的理由，停留在相州，等待皇帝的指示。

十天后，公元1126年，即北宋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又一次包围大宋首都开封，皇帝派人给赵构送来封在蜡丸中的密令，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求他火速召集兵马救援首都。赵构接到这封藏在头发里方才带出的密信后，痛哭流涕。随后，十二月一日，在相州开大元帅府。

然而，就在赵构接到密信时，帝国首都开封已经落入敌人的掌控之中。军大营讲和，也被扣留，直到递上降表，才被放还。

帝国首都陷落时的情景——这样说会显得没有心肝，但却真的是事实——极其具有喜剧效果，酷似八百年后的义和神拳。当时，大敌兵临城下，钦宗皇帝本来已经绝望，准备无条件接受金军的任何条件。突然，坚决主战的宰相将一位精通神术、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带到皇帝面前。这位大师镇定地告诉皇帝，他可以采用六丁六甲法消灭金军，生擒金国元帅。据他说，其方法是：挑选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经过咒语训练后，就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灭金军擒金将易如反掌。半信半疑的皇帝，在坚信不疑的宰相臣僚鼓动下，终于决心一战。结果，到了大师指定的时间后，这些被寄托了莫大希望的六丁六甲神将们，非死即逃。大师也就手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铜墙铁壁般的大宋帝国京城就此陷落。

此后四个月，大元帅赵构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与政治救援行动。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带领一支数目不详的队伍，不停地虚张声势，游走在外围地带。然后，就是拒绝金国方面的诱捕。

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最后撤离开封。他们分七个批次，将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宋徽宗、当上皇帝不到两年的宋钦宗，连同后妃、宫女、皇亲贵戚、官员、艺伎工匠包括赵构的一妻二妾等一万四千余人驱虏北上，京城、皇宫、官库、民间的金银财宝、图书文物被洗劫一空，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皇家宫殿园林——延福宫和建成不到五年的艮岳，全部毁于战乱。

在这场浩劫中，偌大一个中国，唯一得分的人大概就是赵构：此时，他是大宋帝国唯一一个幸免于难的正宗皇子，在中兴大宋的旗帜下众望所归，理所当然地成为号令全国的领袖人选。

就这样，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赵构相当顺利地在南京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帝位，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这一年，赵构二十一岁，改年号为建炎元年。于是，公元1127年就有了两个年号，既是北宋靖康二年，又是南宋建炎元年。

为此，赵构遭到当时金国人士和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极为尖刻的批评。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金国人士，认为赵构：“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意思是说他受命出使时，已经作好潜逃保命的打算；成为号令兵马的大元帅，没有率兵救援京城，反将这些兵马变成保护自己的资本。

作为敌对方如此批评，意在破坏敌人领袖形象，具有浓厚的宣传战色彩，可以理解。但是，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以此为定论，却过于苛刻，似乎有失公正。

这里，构成了围绕赵构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事实上，当时的赵构不可能预见到开封必然沦陷、父兄两代皇帝必然成为俘虏的结果，他为什么敢于不去执行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推测是：作为两次议和的高级人质和使者，赵构很有可能是宋朝朝廷中对双方态势观察得比较清楚的一个人。他肯定不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忠臣义士，却是一个脑筋清楚、较有才能、懂得审时度势保存实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双方在战和条件与实力上的差异过于巨大，即便前往金兵大营，也未见得能达成使命；而他自己则几乎肯定难以全身而返。因此，他才冒着宁愿受到皇帝责备的风险，寻找借口，躲开了这个未知数太大，危险却明摆在那儿的任务。

当时，谁都知道，金兵的锋芒是直指开封的，赵构的行动则表明，他的副手离开首都时的那一番话，肯定对他发生了作用，使他不愿返回这座危城。于是，便停留在相州观察事态的发展。这些举动，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并不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鼓励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倾向，而保护这种仁人志士的社会机制却相对欠缺。因此，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仅仅停留在这种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对此，我们只能推测，赵构的潜意识里十分可能感觉到了自己远离台风眼的意义。

对于赵构没有组织起有效军事救援行动的指责，则稍显粗暴，似乎有些蛮不讲理。因为，诚如我们在上面的叙述中所多次看到的那样，当时的大环境，几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冷眼看去，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能够看到的情形里，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绝对不算过分的结论：到公元1127年，北宋帝国不灭亡已经是没有天理的事情了。

事实上，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的腐败朝政，北宋帝国已经病入膏肓。

徽宗一朝，批量涌现出来的那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认的坏蛋，如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朱勔、王黼、蔡攸、梁师成、李彦、李邦彦等等，相互提携，又团结又斗争，先后，或者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极重的权位，极多的人数，极长的当政时间，一口气折腾了二十多年，直到一年前一点，才跟随他们的徽宗皇帝，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各自的领导岗位。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应属绝无仅有。而且，此时的举国文武，几乎全部是这帮家伙培养起来的，他们的离去，丝毫不能意味着国家与朝政的真实转变。何况，即便发生这种转变，也还需要相应的时间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