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岛屿（第5/8页）

温特斯今年26岁，任上尉和连长才三个月，他深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报告长官，我知道在战场上我能率领一个营。作战我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行政管理，我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的经验。”

“不用担心，”辛克安慰他道，“这一块我会担持的。”10月9日，他任命温特斯为2营副营长。

接替温特斯任E连连长的人并不称职。他来自另外一个营。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这样挖苦道：“他真的搞得一团糟。他不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也不想学着去做。他卧床睡觉，从不巡查，坐享其成。”不久他就被撤换。

其他来接替的军官也不合格。克里斯坦森说起其中一个，“犹豫不决是他的中间名。……打仗的时候他的头脑完全没有方向，而且死脑筋。倒是我们排里的这些军士们取而代之，把活儿给干了；他倒是从来不抱怨，因为他知道在压力下他指挥起来力不从心。”

关于在奴南战斗中的一个排长的情况，韦伯斯特写道：“激战中我从未见到他的人影。他从未上过前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排里的老战士从来没有原谅过他。因为作为士兵，如果在关键时刻失职已经很是糟糕，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应该身先士卒，如果失职则是不可原谅的。”

马拉其讲述道：“在战斗中，瓜奈若严厉批评了一位逃避危险的军官，告诉他应该率领全排战士……人们后来在一个医护站看见了这位军官，手被子弹击穿，被怀疑是其自己所为。”

军官是新的，新战士又没有达到原来托科阿营地训练标准，加上不断受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以及夜间侦察的危险，所有这些都让E连付出了代价。这些情况使得局势恶化。

根据保罗。富塞尔的观点，一个战斗员要经历两个理性化认知阶段——一是危险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二是如果我不加小心，危险就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另外还要经历一个“精确判断阶段：事情将发生在我身上，只有我不在场（前线）才能避免事情的发生。”有些人永远得不出这样的判断；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会立刻想到。前线步枪连的成员一旦产生这样的判断，那么他就几乎不可能再待在前线，尽心尽责。他的动机必须是内在的。战友情谊是迄今最强有力的动因——从积极意义来看，就是不希望自己的伙伴倒下；从消极的层面来看，就是在自己最热爱和最尊敬的人面前不能表现成一个懦夫。纪律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纪律依赖于惩罚，而军队所能给一个战士的惩罚莫过于派他上前线了。

原因之一就是格伦。格雷所称的散兵坑里的“专制现在时”。“过去”和更重要的“将来”都不存在。他解释说，“在前线的散兵坑里比在安全的家里有更多思考的时间，有更多的孤独，时间并不是用时钟和日历来测量的，而是用另外的方式。”对于冒着枪林弹雨已经达到极限的士兵来说，哪怕是最恐怖的部队监牢看上去也是诱人的。重要的是要活过下一分钟。

格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士拼命收藏纪念品的原因。在布雷库特庄园，马拉其冲向一个正遭到机枪扫射的一块田地，去捡一把他认为是被打死的德国兵留下的鲁格尔手枪。在荷兰，10月5日，韦伯斯特拖着瘸腿返回后方的时候，在德军88炮火的射击中，他在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件德国迷彩披风，这是一个理想的纪念品。”他停下来，“将其捡起”。格雷解释了这种现象：“主要来讲，纪念品似乎能给战士的未来以某种保证，它们象征超越了残酷现实的一种承诺，即他或许能够活下来。”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除了生存，几乎不可能想到其他任何事情，这也正好解释了与拼命搜寻纪念品相反的一种现象——对待自己财物的随意态度，对金钱的冷漠态度。“在极端危险的战役中，”格雷写道，“战士比平民更清楚，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而生命不能。”

不能替代的东西是战友的尊重，但是对一个新入伍的战士来说，新来乍到，谈不上战友情谊，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坚守岗位。格雷讲述了一个逃兵的故事，1944年11月，他在法国的一个树林中发现了他。小伙子来自宾州山区，习惯于野营，在林中已待了几个星期，打算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我所认识的、和我一道训练的人要么战死，要么调走了，”逃兵解释道，“我孤独……炮弹似乎总是越来越近，我受不了。”他祈求格雷放他一马。格雷拒绝了，说必须将他上交，但是承诺他不会受到惩罚。这个战士说他心里明白；他痛苦地预言，“他们”肯定会再将他送回前线——格雷将他带去之后，他果真被送到了前线。

在前线，不仅内务卫生与礼仪礼节的纪律失效，就连命令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在有死亡危险的地方没有监督。“老兵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自己做出决定。”韦伯斯特在受伤后不久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一次，我们的中尉命令我们的班长带领8名弟兄端掉正在对一小队滑翔机开火的几门防空火炮。就凭我们拿着步枪的9个人跟空地两用的88炮和40毫米口径的高炮干仗！中士口中称是，（原文中此处文字被删除）凭着自己的判断，他救了我们的命，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一个新手将会鲁莽行事的。还是这名中尉后来命令两名侦察兵进入德军阵地，但是他们更了解形势，也（原文中此处文字被删除）。”

老兵们尽力帮助新来的兵，不过，他们也尽量不去问他们姓甚名谁，因为他们认为新兵很快就会牺牲。并不是这些老兵对新兵没有同情心。“我们的新兵，”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道，“他们刚满18岁，征兵入伍，但是太过年轻气盛，把他们送上战场似乎是一种犯罪。我们伞兵部队挑选的是军队中最优秀的人，但是对一个从未离开过家或学校的年轻人来说，来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悲惨的命运。”

1944年6月6日以前，E连没有一个参加过战斗，但是到10月的时候，6月5日晚从英格兰起飞的在荷兰仍然活着的所有成员，都经历了两次战斗跳伞和两次战役。很多人受过伤；一些伤员从医院不辞而别来到荷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打仗，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回E连参加战争，他们将会被和陌生人一道送上战场，而在欧洲战场上，步枪手的惟一出路就是阵亡，或是掉胳膊断腿的重伤。如果说他们一定得打仗的话，那他们倒是铁了心要与自己的战友并肩作战。

新兵们很少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认同感。另外，军队在加速训练为战场提供人员，新兵的素质已经达不到原来托科阿营地集训出来的水平。在威格海尔，韦伯斯特看到一名叫马科斯的新兵“哼哼唧唧地紧抓他的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