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国的根源（第2/13页）

在《我的奋斗》第一卷中，希特勒详尽地谈到了这个Lebensraum（生存空间）的问题，这是一个至死还萦绕在他脑子里的问题。他宣称，霍亨佐伦帝国在非洲猎取殖民地犯了错误。「领土（扩张）政策是不能在喀麦隆实现的，今天几乎完全只能在欧洲实现。」但是欧洲的土地都已被占有了。不错，希特勒承认这一点，「但是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占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要是目前的占有者反对，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自保的法则就要起作用。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

希特勒继续分析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盲目性，他说，要取得新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希特勒好像在第一卷中还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明白一样，在第二卷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考虑「传统」和偏见，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

德国人民有权享有多少土地？希特勒轻蔑他说，「关于将来一点也没有创造性政治思想」的资产阶级，一直在要求恢复一九一四年德国的疆界。

要求恢复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在政治上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其荒谬的程度和后果的严重，使这种要求几乎成为一种罪行。且不谈一九一四年的德国疆界是一点也不合理的。因为在实际上，当时的疆界并没有把所有日耳曼人民都包括在内，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不完全的，同时在军事地理的考虑方面它也是不合理的。当时的疆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政治行动的结果，而是在一场政治斗争中的暂时疆界，这场政治斗争目前还谈不上结束——我们完全有理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有理由，可以在德国历史上挑选某个其他年代作为标准，宣布以恢复当时的情况作为外交政策目标。

希特勒的「标准年代」要回到六个世纪以前日耳曼人正在把斯拉夫人赶回东方去的年代，必须恢复东进。「今天我们在欧洲有八○○○万日耳曼人！只有在过了一百年以后，这个大陆上有二．五亿日耳曼人的时候，这一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的，」而且这二．五亿日耳曼人都是在扩张了的新帝国的版图之内。

显然，还有一些其他民族也得为这么多日耳曼人腾出地方来。他们是哪些民族呢？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党人——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来谈欧洲的土地，我们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国和它的藩国。

希特勒说，在这方面，命运待德国不薄，它把俄国交给了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俄国交给了犹太人。他高兴地说道：「这个东方大帝国崩溃在即。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的结束，也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因此希特勒言下之意是，东方的大草原可以在俄国崩溃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取过来，而不需要德国人流很多的血。

有人能说这里画出的蓝图是不清楚、不明确的吗？法国将要灭亡，但是同德国向东挺进比起来，这是次要的。首先要把日耳曼人占居民中大多数的东方邻近疆土取过来，这些疆土是哪些地方，显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区、波兰的西部，包括但泽市。然后是俄国。既然如此，那么过不了几年，当了总理的希特勒着手开始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全世界为什么那么惊异呢？

关于未来纳粹国家的性质，希特勒的思想在《我的奋斗》中没有那么明确。不过他很清楚地表明，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第三帝国将用Fuhrerprinzip（领袖原则）来统治，也就是说，将实行独裁统治。在书中几乎没有谈到经济问题。希特勒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除了那个反对「利息奴役」的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的一些怪念头以外，他从来不想了解什么关于经济学的问题。

希特勒感到兴趣的是政治权力；经济学可以由它去。

国家同任何固定的经济概念或经济发展都一点没有关系——国家是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同所谓经济繁荣同时出现；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表明一个国家的接近衰亡——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因此，正如希特勒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样，「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除了这种含含糊糊、幼稚浅薄的看法和在《我的奋斗》中偶然提到各地成立「经济协会」和「庄园协会」，全国成立一个「中央经济议会」来「管理国民经济」之外，希特勒没有对第三帝国的经济基础表示过什么意见。

国家社会党的名字固然以「社会主义」相标榜，但是他为新德国设计的究竟是何等样的「社会主义」，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含糊不清了。鉴于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演讲中对「社会主义者」所下的定义，这倒一点也都不使人觉得奇怪。他说：

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于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