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图哈切夫斯基案与苏联红军第一次“大清洗”（第5/5页）

米哈伊尔·列万多夫斯基（1890-1938），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时为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38年2月23日被捕，以“托洛茨基反苏法西斯军事集团成员罪”被判处死刑。

亚历山大·谢加金（1893—1938），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时为红军副总参谋长，此前（1931年）曾任红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1937年12月被捕，也以“托洛茨基反苏法西斯军事集团成员罪”被判处死刑。

尹诺克金·哈列普斯基（1893—1938），红军摩托化步兵与坦克兵首任司令员（1929年11月13日至1936年4月9日），1937年4月以后改任苏联通信部第一副部长、部长，11月被捕，随即被处死。

尼古拉·卡西林（1888—1938），1935年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时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37年8月19日被捕，1938年6月14日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执行。

早在1919年4月18日苏俄就在军队中设立了专门的政治工作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24—1940年称“工农红军政治部”，1941—1946年改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担任此项工作的基本上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首任负责人谢尔盖·古谢夫（1874—1933），第二任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森科，第三任安德烈·布勃诺夫，第四任雅科夫·加玛尔尼克，第五任彼得·斯米尔诺夫（1897—1939）。除古谢夫1933年病逝外，其他四人都是被“清洗”的。

苏联1935年恢复军衔制的同时，也给军队中专门做政治工作的人设立了相应军衔，最高是“一级集团军军事委员”，其次是“二级集团军军事委员”。11月20日获授“一级集团军军事委员”的仅一人，即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雅科夫·加玛尔尼克，他是乌克兰犹太人，前面已经说过，他是因为坚持主张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无罪而自杀的。

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二级集团军军事委员”的共15人，后来无一幸免全部被“清洗”。除1939年2月23日被处死的彼得·斯米尔诺夫外，其余14人是：

米哈伊尔·阿梅林（1896—1937），翻军区政治委员。

拉萨尔·阿隆什塔姆（1896—1938），荣膺红旗勋章的远东特别集团军政治委员。

安东·布林（1894—1938），白俄罗斯军区政治委员。

格奧尔基·维克里切夫（1898—1938），莫斯科军区政治委员。

亚历山大·格里申（1891—1937），波罗的海舰队政治委员。

格里戈里·古金（1896~1937），黑海舰队政治委员。

鲍里斯·伊波（1898—1937），苏军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院长。

谢尔盖·科热夫尼科夫（1896—1938），哈尔科夫军区政治委员。

米哈伊尔·兰达（1890—1938），苏军机关报《红星报》主编。

奧古斯特·麦齐斯（1894-1938），伏尔加军区政治委员。

格里戈里·奧库涅夫（1900—1938），太平洋舰队政治委员。

盖克·奥谢普扬（1891—1937），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约瑟夫·斯拉文（1893—1938），红军军训部部长。

亚历山大·希弗列斯（1898—1938），红军军事经济学院院长。

此外，1937年6月14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军事委员”的扬·别尔仁（1889—1938），也于1938年5月13日被捕，7月29日被枪杀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地下室。卢比扬卡是苏联内务部（及后来克格勃）所在大楼。别尔仁是拉脱维亚人，曾经负责红军情报工作，著名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1944）便是他的部下，他又担任过苏联驻芬兰、奥地利等国大使，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是格里戈里·施特恩的重要助手。

从“图哈切夫斯基案”开始，“大清洗”中红军各级军官约有3万5千人罹难，占军官总数的50%。高级军官的比例更大：406名旅长中有220名被“清洗”（占54%），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清洗”（占56%），85名军长中有57名被“清洗”（占67%），而被“清洗”最多的是最上层的元帅、“一级集团军司令员”和“二级集团军司令员”，还有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清洗”的人大多数都直接被处死而不是关押或者送入“古拉格”劳改营，1941年6月德国入侵以后出于卫国战争需要得以重返军队的只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