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明内战（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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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概念随着对文明和战争本身的不同理解而改变。在关于内战的大部分历史上，内战都与城市的观念密切相关。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如果我们回顾西方的文明和政治思想，就可以得知，紧密联系的社区经验即我们所说的城市为人类建立复杂、高度有序的组织提供了直接基础。对希腊人来说，城市是城邦（polis）——即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描述的自给自足的社区范式，从城邦这个名字中，我们可以得出“政治”（politics）这个词。就希腊的后继者罗马人而言，城市就是公民共同体（civitas），是公民（cives）所居住的社区，每当我们使用“公民”“礼仪”和“文明”这些词之时，总是会联想到公民共同体。[10]在过去2 000年里，城市一直是内战的舞台，顾名思义，城市公民之间的争斗正是城市居民之间的争斗，而这一切并非巧合。[11]内战是公民之间的斗争，但是也经常发生在城市之间，现实和想象中均是如此。

对于古典思想家来说，城市既是形而下的地理位置，也是形而上的空间——例如，边界之内的雅典或罗马。在这个协作与和平的区域，人类得以在法治下培养人性。由于一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刻意隔离了非理性、野蛮和兽性的威胁，因此，它日益远离了野蛮带来的危险。[12]当这些野蛮与非理性的恶魔重现时，总是以暴力的形式打破文明的藩篱。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有关内战的描述总是反映出野蛮与兽性，充满了血腥。

关于政治，希腊人认为和谐统一高于一切，至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看是这样的。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载的，苏格拉底问道：“对于一个城邦来说，还有什么比分裂更恶的吗？又还有什么比团结更善的吗？”[13]这是柏拉图对理想城邦观点的核心，其中个体灵魂的平衡反映了政治本身内部元素的理想平衡。因而，如果和谐是最大的善，那么分裂将是最大的罪恶。

希腊人将分裂城邦的恶称为“党争”（stasis）。正如罗马的内战概念一样，党争是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的。党争这个词是“争吵”的词根，它的字面意思是停止运动；然而，另一个意义是“地位”或“立场”，因此，意味着在政治争端中的立场。[14]（它甚至还可以表示让人保持耐心待在一个地方，而且“党争”这个词在现代希腊语中依然使用，是公共汽车站的意思。）但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是与城邦理念相关的含义，即最基本和最自然的社会中所必备的条件。党争意味着政治立场的敌对和分裂，还有破坏政治团结和组织的共同目标，因此成为内讧、党派之争的代名词，与后来的内战十分接近——虽然接近，但事实上并非相同的含义。对于雅典人来说，政治实际上是解决和代替党争的方法——政治是一种统治艺术，是公民荣誉和职位的分配机制，是免去流血冲突而进行公共利益管理的一种手段。

对希腊人来说，党争是一种精神思想，而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反抗。它可能导致战争，甚至引发战争，但它本身并不是实际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称的对峙或僵局，并没有实质的侵略或战斗。[15]希腊人从来没有用任何形容词来解释党争，因而没有对那些在内部分裂中站在对立立场的人进行政治或法律上的定义。简而言之，它不是“公民性”的，也不一定意味着“战争”的存在。

然而，希腊人却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斗争：城邦内部的分裂和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战争。他们没有系统地对待这个区别，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柏拉图《理想国》的虚构对话中，苏格拉底告诉他的对话者格劳孔，那些理想城市辩护的人应该重视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前者友好而开明，后者敌对而封闭；如果希腊人与希腊人作战，他们不会像与野蛮人作战时那样摧毁土地或烧毁房屋。因此，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边界也是两种冲突之间的边界——一种是希腊内部的冲突，一种是与外界的冲突。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友好与亲族”之间的冲突被称为派系斗争或希腊语中的“党争”；与“异族和外族”的冲突反而是战争，或者是争斗。[16]同样地，在柏拉图最后的著作《法律篇》（The Laws）中，雅典人——一个似乎体现柏拉图观点的角色——质疑道，当面对外界战争的威胁时，建立城邦的人是否愿意继续管理城邦：“他会不会更重视城邦内不时发生的内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党争’——是任何人都不愿在自己的城邦里看到的一种斗争。”雅典人继续将“党争”和外部战争进行对比：“‘党争’是最危险的战争……而另一种……我们与外部异族人因不和而发生的战争，是更为温和的。”[17]

古希腊人也提到了“内战”（stasis emphylos），是指有血缘和亲属关系的城邦之间的内讧或分裂，phylos是家庭或家族的意思。尽管所指的含义不同于后来罗马的概念，但他们用“战争”（polemos）一词来表达最危险的不和，甚至是内部的争端。当冲突发生在城邦内部时，他们称之为一场家族战争，或者“内部战争”（emphylios polemos）。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历史学家会用这个词来描述帝国内部的武装冲突，虽然他们很少将其应用在与基督徒的争论中，但到了13、14世纪，它已经失去了严格的文化或种族意义。[18]这个表达同样延续到了现代希腊语中，例如用来描述1944—1949年希腊的分裂冲突。[19]

城邦的观念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正如我们所知，柏拉图明确地界定了希腊人的内部战争和希腊人对野蛮人的战争是不同的。希腊人的内部战争本质上是一个大家族的内部冲突，比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所记载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以及他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战争。[20]这模糊了后来罗马人所说的内战——这里是指那些发生在同一个政治体内的战争——和国家或城市之间的战争的区别。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式的观察，希腊人“认为一切希腊人内部争端都是他们自身的一种‘党争’状态，更拒绝将其视为战争”。[21]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中有关于古希腊“党争”的记载。这是在公元前427年发生的科基拉(即爱奥尼亚群岛中的科孚岛）革命中的一个事件，许多现代评论家将这一事件作为内战最原始的案例。修昔底德提到，在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中，科基拉改变了立场，转向支持雅典人；经过4年的斗争，一些科基拉的俘虏被送回他们的家乡，他们煽动起义，并说服城邦恢复与科林斯早期的联盟。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外交产生分歧后，科基拉内部出现了政治分裂，支持平民统治的亲雅典民主派和支持与科林斯联盟的寡头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