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金融（第5/5页）

然而最重要的节约措施是裁减冗员。在南京、杭州和上海，取消了所有从国民党政府接收过来的不必要的部门和办公室。所有不必要的人员，如果他们具备特殊的技能，就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假如不具备技能就发放一个月的遣散费将他们解雇。“完全没用”，通过朋友和亲属的关系才获得位置的，解雇时没有遣散费。共产党军事和政府部门的一些进了城的干部被派往农村，填补紧急的人员空缺。在各省和农村地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接到指示，要求取消或合并任何多余的办公室和部门，辞退或转置所有老弱、病残和不必要的人员。[73]

解雇的人员数目没有公布。但是在9月10日，一名上海市委的成员称，在一些行政部门和公有企业，裁员运动在实行中“没有顾及政府制定的原则”。结果，很多前公职人员现在发现自己沦为了解雇人员。于是他宣布了一组新的规定，明确要求找不到其他工作的解雇的人员复职。如果找不到他们能做的工作，比如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就属于这一情况，要保证他们有维持生存的收入。[74]新的规定实行了，解雇的职员又复职了。至少在上海，新政府对他们所接收的国民党官僚机构的精减就这样结束了。市政府只能宣称，重新召回解聘职员的行动显示了它的责任感和对他们福祉的关心。[75]

印钞机的重新开动

开始有报道显示，八九月间，价格螺旋上涨趋于平缓。[76]9月11日，人民银行发行了面值为500元和1000元的新钞，之前最高面额为100元。根据上海的一位副市长曾山的说法，新钞发行的主要原因是新货币流通区域的快速扩张。但是还有其他原因。秋天的收成很快就要上市了，因为通货膨胀，流通货币的数量不足以对它们进行支付。政府需要大量的资本来购买原材料如棉花和其他商品，以供给城市市场，用来重建交通设施的急需投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后一个原因是，政府不得不取消关于精减人员的命令，所以无法按计划减少这方面的开支。[77]

到了10月份，价格恢复了上扬的曲线，新钞的发行，像在国民党时期经常发生的那样，使公众进一步丧失了对政府稳定货币能力的信心。新的上扬趋势不只出现在上海，举国皆然，并在整个10月和11月得到延续。在上海，华东财经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宣称新一波的动荡虽然来势较强，但只是暂时的。他将这归于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和使其成为必然的外部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为了完成全国解放的延长战线的军事战役。他还提及原材料、电力和器材的短缺，上海的工业无法补足这些缺口。另外，在华东，周边新解放地区的农民对新货币依旧有戒心。结果是，新货币在那些地区稍微流通一下又回到了城市，增加了闲置资本的积累。在城市，黑市又死灰复燃，更恶化了局面。[78]

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在12月5日召开，试图重树公众信心。陈毅在开幕致辞中是这样说的：

遗憾的是有些人不但没有区别7月与10月价格的上涨之间的差别，而且没有区别人民政府与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差别，也不愿区别我们胜利之后必然会有的暂时困难与国民党在灭亡前夕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困难。

会上发言者回顾了新政权自8月第一次会议以来取得的成绩，指出8月和9月政府的反通货膨胀的努力成效显著，物价上涨得到控制。发言者强调发生在7月和发生在10月、11月的价格上涨是不同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取代了首先出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会像首先出现的问题那样被克服。7月，国民党封锁刚开始，政府还没有想出一套计划来避免它最有害的后果。与内陆的沟通还没有完全恢复，必需商品的储备很少，工商业依旧处在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些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解决。如果人民与政府合作来克服它们，加大货币发行量所反映的新问题将只是暂时的。解放区的扩张很快就要完成了，随着新革命秩序的确立，税收和资金来源都会增加。生产企业已收到了追加的投资。交通的持续发展将保证城乡地区物资和商品的交换，中苏贸易的发展也将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和物资的取得。

简而言之，新政府完全掌控了局势，没有理由忧虑和悲观。或者，像毛泽东在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解释的那样：“我们有经济困难，我们要告诉人民这些困难在哪里，我们不应该向人民隐藏我们的困难，但我们必须同时向人民保证我们知道如何克服困难。因为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就有希望。”[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