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第6/12页）

在这些地区，很清楚地，首要目标是控制地主，这是重新建立和巩固村根据地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关于游击战的会议（1947年5月）中提醒道，一个村的军事根据地指的是这样的条件：“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起来反抗，控制住地主”，巩固意味着“农民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控制住地主”。在政府采取攻势这段时间积累的经验证明了，只有在农村根据地得到巩固的地方，才能持续发展游击战。党宣布：我们必须彻底压制作为个体的和作为整体的地主以及他们的走狗。我们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消灭他们。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消灭他们的反抗力量，保证他们不能、也不敢东山再起。党的资料表明：对地主最严厉的措施发生在这个时候，也就不足为怪了。

将游击战和土地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指示被过分地从字面上执行了，以至于哪怕在游击队完全是打了就跑的地方，党的领导也倡导土地的重新分配。1947年初，山东西南部就包含着很多这样的地区。政府军队两次攻占了该区域，共产党的主力两次撤退。地主和其他人回到镇子和村庄，在农民和干部中散播“害怕、怀疑和疑惑”。“土改能在这样的地方开展起来吗？”李振阳（音）询问道，他指的是济宁周围的乡村，当时完全在敌人的后方，有重兵把守。回答是响亮的“可以”，即使土改在一天之内由之前没有分地经验的武工队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完成。[141]

采用的办法并不斯文：在相对安全的游击区，这一过程是每杀一个地主、关押和放走两名地主。恢复自由的地主必须提供保证和写悔改书。[142]在不那么安全的地区，甚至这点斯文都没有了。济宁县的安居区就是这样的地区。

安居的阶级斗争和游击战争　安居区位于济宁市的西南，包含74个村庄，6万人口。有几百名政府军守卫在地区的三个核心据点里。到1947年初，当济宁第二次被政府军攻克时，安居区只有“四五个”干部，协助他们的是3个县干部和9个县级的积极分子。安居缺少任何的防御军队，必须依靠边区一支20人的武工队。后来组成了以10名从县公安局调来的人员作为核心的济宁县自己的武工队，配合前者作战。

在济宁第二次落入敌手的三个月之后，党的报告提到安居区仍在开展游击战；敌人的乡政权受到了打击；地方自卫队已经建成，保甲系统被破坏；并再次开始征税。在该地区74个村子里，有12个重新开始分配土地。

根据党的叙述，干部和武工队成员开始工作时，采取了召开提高觉悟的会议、报告好消息、互相激励、相信我方必胜的形式。小组讨论会在党内外举行，由干部带头表态。他们调查了问题，还为开展组织、情报、宣传和军队工作拟定了计划。主要的目的是切断敌人在村子里粮食和人力的供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武工队首先打击保甲系统和敌人的村公所，这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震慑乡长和保长的办法。一名乡长被暗杀了。当其他乡长开始形成当地的自卫团时，工作队放出消息：“谁参加敌人的组织我们就杀掉谁，并还要让他自己的家人亲自动手。”为了支持这样的威胁，队员绑架了另一名乡长的儿子和儿媳。这名乡长已经招募了一支八个人的队伍。在绑架的第二天，他捎来话说，他将解散这支队伍。

土改采用了同样直接的方式。党的工作队进入一个村庄时，只是命令地主交出财产。为了让他们迅速服从命令，很多人遭到了攻击。工作队有的时候耍一点花招，在村庄分完地的几天后换上政府军的服装，用这种方式检验地主。任何中计的人马上被杀死，据报道这能有效地震慑敌人。

但是如果政府军无法阻止武工队进入一个村庄，武工队也阻止不了国民党的巡逻队此后进入这一村庄。济宁工作队的报告总结道，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工作开展得太快了，我们没有巩固我们的地区，我们的工作不是“群众性质”的。[143]

然而到了1947年5月，共产党的总策略开始结出果实。敌人的进犯告一段落，它的弱点开始变得明显。政府军现在在广大地区的兵力过于分散，他们常常疲于奔命。区党委指出，虽然共产党军队缺乏火力强大的重型武器，但敌人不像日本人那样，能够分散兵力占据小据点。

相反地，现在共产党的主力停止撤退，发起了一些小的反攻。全国范围内，共产党宣称消灭了敌人90个旅，当这个数字达到100后，军事力量对比将有利于共产党方面。因为敌人在河南增加了兵力，估计该地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是在山东，共产党开始掌握主动，在东北他们已经掌握了主动，这是发展全国范围反击战的前奏。[144]

总结：土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被敌人直接威胁的地区，共产党对减租和阶级摩擦低调处理。1946—1947年，在军事相对安全的状态下（它是发动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被舍弃。这一变化反映了两个时期的差异。在抗日战争期间，减租斗争成为在不断壮大的根据地巩固党的力量的一种方法。在1946年，几乎所有这些地区成了政府主力的进攻目标。当一个又一个地区落入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手中时，与阶级斗争紧密相关的军事安全状态突然之间消失了。淡化土改，转而与阶级敌人形成统一战线对抗进犯的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了。共产党在内部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敌人，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试图随着内战的发展完全消除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1946—1947年的土改运动如此激进，为什么毛在1946年10月命令当地干部，不管战事怎样繁忙，都要“解决土地问题”。

然而，在辽阔的战场上，在必不可少的军事安全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共产党的领导显然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没有区别看待在已经实行土改的地区军事安全的丧失和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军事安全的丧失这样两种情况。根据一名当时住在晋冀鲁豫边区的信息提供者说（这个人在今天已是党的干部），试图在游击区实行土改的政策是错误的，后来的批评者也是这么说。主要原因是在得不到共产党军队适当保护的村庄里，它激起了报复行为，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其次是减少了农业的产出。就像党的领导在此时强调的那样，战争不仅是人和武器的较量，也是财富的较量。在游击区，地主和农民互相畏惧，对未来抱不确定心理，所以他们将土地搁荒不耕种。当地党的领导称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和直接关乎军事胜利的关键问题，他们在1947年春担心游击区未加耕种的土地数量有所增长。[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