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第6/7页）

4．法国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该公司工会是上海活动最积极的劳工组织之一。日本占领时期，该公司就成立了党支部。在1945年，该公司的党支部已经发展了200名成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开展了多项工作，其中的一件事是成功地渗透进国民党在该公司建立的各个工人团体。这些积极分子中最勇敢、名气最大的是一个20多岁名叫朱俊欣的年轻人。最终，他受到了国民党警察的监视，不得不逃到解放区。1949年以后，他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工会中工作。[53]

5．申新九厂。1948年1月，党支部在该厂的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罢工成了当时上海的头条新闻，政府使用武力对罢工进行了镇压，声称共产党要为这次骚动负责。[54]7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他们要求纱厂按照当时其他许多企业的做法，向所有员工定量供应煤炭和大米。罢工最初并不是共产党员煽动的，但随着罢工的发展，共产党员逐渐承担起领导责任。纱厂管理层拒绝了工人最初的要求，工会领袖坚持抗争的意愿并不十分强烈。是党支部说服工人们继续罢工。党员们还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和几支工人监察队，监督设备和材料的维护情况。

2月2日，也就是罢工第四天的清晨，一支由3000名士兵和警察组成的武装部队包围了纱厂——工人们已经封锁了工厂，并修好了防御工事。警察发起了进攻，工人躲在工事后面，从屋顶上投掷石块、家具、油桶和铁棍。在某一个时刻，他们甚至用一辆工厂的卡车堵住了装甲车进出的道路。后来经过确认，在当天带领工人与警察战斗的工人领袖中，有4个是共产党员。[55]

6．上海电力公司。早在1925年，该公司就成立了党小组了。据说该公司的党支部是前面描述过的1946年1月工人罢工背后的主导力量。这次罢工后，党支部发展了15个新成员。在1947年9月的富通事件后，政府试图取缔电力公司工会。警察于9月19日晚突然搜查了富通印刷厂，声称该印刷厂是中共设在上海的宣传机构。在这次搜查中，15名店员和6名上海电力公司工会成员被捕，他们当时正在校对最新一期由工会文化部创办的工人杂志。[56]

4天以后，电力公司派出工人代表与政府协商，要求释放他们的同事，与此同时，来自电力公司3个主要部门的将近2000名工人聚集在上海社会局门口抗议，并在那里停留了8个小时。社会局随后命令工会停止所有活动并等候重组。此外，社会局还责令电力公司解雇上海警备司令部指名的29个工人，他们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市政府和警备区随后下令逮捕这29个工人，“以便一劳永逸地根除麻烦”[57]。针对政府的这些做法，法国电车公司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很快，英国电车公司、几家纺织厂和机器制造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全市民众都同情被捕的工人，209个工会的领袖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支持持续了数天的抗议罢工。

富通印刷厂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宣传机构”。[58]富通事件后，许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从上海逃到了解放区。此外，电力公司工会的领袖和上海电力工人工会的主席王孝和被捕。随后，王被上海特别刑事法庭判处并执行死刑。[59]根据1949年后的公开资料，王孝和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60]

7．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公司是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1937年就建立了党支部。日本投降后，永安百货公司党支部与包括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在内的其他商店一起组建了三区百货业工会。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放针对工会成员子女的医疗贷款、紧急贷款以及教育贷款。此外，工会还建立了6个小型图书馆、1个戏剧小组、2个乐队、1个300人的合唱团，并经常举办讲座和讨论会。到（1947年）“二九事件”发生时，该联合工会已经拥有了超过100家商店的4500名成员，“二九事件”是这一时期工人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又一次冲突的著名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大群手持木棒和铁棍、不明身份的暴徒冲进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现场，对与会者进行了野蛮殴打。该筹备委员会是中国国货公司为了纪念公司成立14周年而创立的，并得到了三区百货业工会的支持。

购买国货运动是由中央政府本身发起的。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中央政府在1946年11月宣布了进口产品的临时限制措施。政府还增加了新的工业生产贷款，宣布了旨在鼓励出口的专门措施。为配合这一政策，中国总商会发起了购买国货运动，各省的商业协会纷纷响应。在上海，市参议会发布公开声明，敦促人民购买国货，抵制国外产品。[61]

1946年12月下旬和1947年1月，北平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这一事件以及同时期的购买国货运动促使人们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这让致力于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国民党政府十分尴尬。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商人开始抗议国民政府的进口限制。一家亲政府的报纸报道，一些“有野心的政治家”试图把支持国货的合法活动变成反美的抵制活动。[62]不仅如此，据说郭沫若和经济学家马寅初在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做了发言，这两人都是知名的左派人士和国民党政权的最直率的批评者。

2月9日（星期六）早上，军警闯进了工人集会会场，袭击了与会的几百名工人。包括梁仁达在内的10人受了重伤，梁是永安百货公司皮鞋部的一名员工，不久因为颅骨损伤而死亡。人们普遍认为行凶者是秘密警察和政府雇佣的流氓打手。[63]毫不奇怪，这一暴行只能引发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这一次，工厂管理层站在了工人一边。上海几家最大的公司的代表公开声明支持购买国货运动以及公司员工集会自由的权利。[64]或许是考虑到梁仁达的死亡在民众中激起的普遍愤怒，政府又等了几个月才对百货公司工会采取最后行动。在9月30日，包括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施君在内的至少9个工会成员和领袖被捕。社会局下令工会暂停所有活动并等候重组，理由是“工会中相当一部分负责官员已经被匪党吸收并蓄意在城市中制造动乱”[65]。

后来的公开资料显示，陈施君当时三十来岁，他在中国国货公司广告部工作时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工会中其他行动活跃的党员包括丁胜雅以及韩武成，他们是永安公司陶瓷部的职员。[66]

这一确凿的证据表明，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其他许多指控其实是有根据的。另一个劳工案件是朱松茂的“悔过”，据称朱是南京—上海地区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负责人。1948年6月，朱在无锡火车站被捕。根据朱在政府主办的报纸上发表的声明，大约有800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开展各种反政府活动。[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