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17]（第6/8页）

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罗伯特·佩恩动情地写到学生们执拗的决定：无视当地禁令为死去学生公开列队送葬。他将这解释为生者自己都没觉察出来的求死愿望，自私地想随他们的同学而去，成为烈士。没有人能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学生在1947年5月的违抗。在南京街头，学生故意引发警察暴力，在上海他们主动邀捕，以便更多人能够“亲眼看见统治者的残暴”。也许向往成为烈士的心情依旧存在，但是现在被自觉的政治动机支持着。学生的抗议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打击政府威信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的。[37]

根据一份在学运中做出的自我评价，反饥饿反内战抗议使得学生团体在全国范围内的组织和联合成为了可能。这样，学生运动就能够克服它们的暂时性、分散性和地域限制了。这次的抗议同时吸引了更多的教授站到学生的一边，因为它是第一次把内战和与广大人口息息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运动。这有助于扩大反内战运动的支持基础以及进而扩大对政府不满的基础。该报告总结道，这次的运动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和平是徒劳的。[38]

反迫害反饥饿运动，以及抗议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39]

共产党开始取得胜利之前的最后一系列全国性学生示威发生在1948年4月、5月和6月。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本质上是前一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延伸。对美国对日政策的抗议示威归根结底来源于一种恐惧，即这一政策将使得美国或日本方面直接出面干涉，从而延长中国内战。

在上一年中，学校颇不平静。但是抗议和示威总的来说局限于单个学校。有的事件的确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这些事件在目标和学生活跃度上相对有限。比如，引发抗议的事件有：1947年10月下旬，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协会主席于子三在狱中（据说是）自杀；香港九龙旧城居民与警察对峙；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开除7名学生，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学校在学生选举方面的校规。

反迫害反饥饿抗议

学生和老师继续抗议经济困境和内战。1948年2月，约有一万人加入了新成立的上海学生自卫者联合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提高教师工资，增加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保护入学权（因为很多学生因为经济困难不得不中断学习）。

学生领袖继续被严厉地对待。在2月上旬，北平有6名大学生被指控为共产党地下特务并被逮捕。学生、教授以及大学官员站出来保护他们。被捕的学生有4名被指控创办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该联盟据说是亲共组织。另一位学生的遭遇引起了最深刻的同情。他的名字叫邓特，从青年军208师退伍后在北大学习。他被指控遵照华北学生联合会的指示为共产党工作。他的具体罪名为发表一份墙报。他按照大学的规定在训导长办公室注册了这份墙报，但是政治高层认为墙报对政府的攻击太过激烈。北大校长胡适和训导长贺麟都为这些学生，特别是邓特辩护。学校最终保释了邓特。在医院的病床上，年轻人描述了他怎样被殴打，怎样忍受了当时最常使用的酷刑：灌水和老虎凳。[40]

“反迫害，反饥饿”的新标语出现了。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的学生试图组织一场联合自卫运动。在4月初，北平研究所的讲师、助教和员工开始罢工。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平津7所主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法大学、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学生举行的联合反迫害反饥饿罢课。

在4月份，抗议升级。在全国各城市，学生们罢课，发起抗议。这些城市除了刚才提到的四个城市外，还包括杭州、武汉、重庆、南昌、兰州、沈阳、广州、长沙和福州。随着“多事之五月”临近，新一波的学生运动开始了。这就是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然而，它很快被一场全国性的反美运动所盖过。

美国、日本和冷战

政府迫害、生计艰难和内战是1948年学术界最为关心的事，与此有关的是日本复兴的问题。随着美国重振日本经济及防务能力的计划为国人所知，担心开始滋长。1947年5月，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表示出了重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意图，这与前不久的战后占领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的起因是冷战的发展和美国想要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强有力的反共前线。苏联正在巩固对东欧的控制。美国回报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以及支持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战后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在中国，双方已经投入了战争，而美国的盟友并没有取胜。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1947年到日本游览了两个星期后，首先发出警报。在日本，他获知日本海军基地以及飞机场被重修而不是被拆除，美国正在训练日本飞行员，武器和重工业正在恢复。所有这一切，他宣称，是出于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防卫。从美国支持的反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已经将日本军队包括在内可以看出，中国很明显地脱不了干系。[41]他写道，假如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任何事件，“美国军舰就会运送‘关东军’再次登陆我东北之地，一面对我国作战，一面以中国的名义直接承担‘防范共产主义’和‘遏制中共’的任务。”[42]反对美国对日本新政策的内核，正是出于这种恐惧。

对日本的仇恨如此深重，因此抗议拨动了所有人的心弦，远远超出了学生阶层的范畴。因此当1948年1月，美国向远东委员会和中国外交部呈递了一份关于它的对日计划的备忘录时，中国的反映是一致的怀疑。只有官方的《中央日报》似乎同意认可该计划。1月26日和28日，《大公报》的两篇社论激烈地批评了该计划。其他与国民党政学系[43]有关联的刊物的反映也是如此。3月9日，《新闻报》表示：对苏联采取小心的防范是一回事，为了这个目的扶植日本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样在3月9日，《立报》表示：“我们应该对美国报感激之情，因为它援助了中国。但是除了对她真诚的感激，我们决不能忘记反对美国现行的扶植日本的政策。”三个主要的恐惧充斥着整篇社论：第一，日本军事能力一旦恢复，将出现新一轮侵略的危险。第二，工业化的日本对东亚经济施加控制的威胁。第三，在苏联和美国如果发生战争，日本将成为美国基地，中国则将成为战场。

上面提到的社论活动是与1948年上半年杜鲁门政府、美国军部以及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占领军司令部的宣传活动同步的。麦克阿瑟总部起草了一份计划，估计让日本经济四年内达到自给自足水平需要10亿美元。作为分期付款的第一期，该计划要求美国国会同意在以1948年7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拨款1.8亿美元作为经济复兴基金。同时公布的还有陆军部的建议：日本只需要拆除“重要”的军事工业。一开始预定移至亚洲邻国作为赔偿的“次要”国防工业，将在日本保持不动，作为和平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