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地区（第5/5页）

[70]上海《文汇报》，1946年9月4日。

[71]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25日。

[72]重庆《商务日报》，1945年8月18日。

[73]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3日。

[74]重庆《新民报》，1945年9月22日。

[75]《中国每周评论》，1946年2月16日，第201—202页。

[76]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1日、13日、14日。

[77]重庆《新民报》，1945年9月18日。

[78]上海《光华日报》，1945年9月20日。

[79]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0月9日。

[80]重庆《商务日报》，1945年10月14日。

[81]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5日。

[82]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30日。

[83]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2日。

[84]上海《文汇报》，1946年4月22日。

[85]上海《中央日报》，1945年9月27日。

[86]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9日。

[87]天津《民国日报》，1945年11月18日。

[88]上海《青年日报》，1945年9月28日。

[89]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11月13日。

[90]上海《文汇报》，1946年4月22日。

[91]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0月19日。

[92]抗战期间，日占区不同地区的日伪政府分别发行了各自的伪币。“满洲国”从1931年开始使用日伪货币；内蒙古于1937年使用自己的伪币；1938年3月，华北开始使用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华南日占区在1940年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在华东地区，1941年开始使用中央储备银行的货币。见杨格（Arthur N. Young）：《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156页。

[93]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14日。

[94]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9日。

[95]天津《民国日报》，1945年11月22日；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21日；北平《华北日报》，1946年1月7日。

[96]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4日。

[97]上海《立报》，1945年10月20日。

[98]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12月27日。

[99]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行政院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就开始管理几个关键的重工业部门。在接收时期，经济事务部开始直接管控生产。这种控制妨碍了轻工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主提出抗议，认为政府干预导致了不公正的竞争，我们已经在前文中举过这种例子了。不仅如此，政府成立了监管各行业的特别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干预了许多工厂的具体生产，例如棉纺厂、毛纺厂、丝织厂、亚麻纺织厂、化工厂、造纸厂、食品厂。现在还无法确定，这种干预是没有公开宣布的既定政府政策，或者单纯是接收过程中无意产生的后果。见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11月13日；上海《文汇报》，1946年1月21日、24日。关于官僚资本主义更多的细节可参见第四章。

[100]天津《益世报》，1945年12月26日。

[101]聂绍（音）在《台湾之音》半月刊（1945年8月1日）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人民的忠诚和地区主义》的文章，准确地预测到了战后台湾将会发生的问题。

[102]葛超智在他的《被出卖的台湾》中详细描述了台湾暴动以及台湾人对第一批抵达的内地接收官员的讽刺，见第73—74页、第104—105页。

[103]沈阳《东北前锋日报》，1947年7月29日。

[104]下面一段话是这种情绪更强烈的表达：“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改造在敌占区尤其台湾和东北被灌输‘奴隶思想’之青年……曾帮助日本人执行奴化教育方针之光复地区学校教员应与卖国贼同等对待和惩处，青年则应获得重受教育之机会。”

[105]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22日。

[106]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11月20日。

[107]《北平纪事》，1946年1月29日，第2页。

[108]《中国每周评论》，1945年11月24日，第83页。

[109]《北平纪事》，1946年1月29日，第2页；北平《新闻评论周刊》，1946年2月16日。

[110]上海《大公报》，1946年1月3日。

[111]《中国每周评论》，1946年1月12日。

[112]北平《世界日报》，1946年6月27日。

[113]天津《青年日报》，1945年12月28日。

[114]上海《时事新报》，1946年1月19日。

[115]重庆《民主报》，1946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