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第6/10页）
2.茨诺维奇兄弟和奥尔歇维奇的父母都忽略他们孩子和侄子发出的警告。老一辈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世界末日随时可能降临的事实。年轻人藏在田野中度过了这一夜，清晨时分，他们看见农民步行或乘坐马车进入了镇子，一种只有在赶集日才会出现的景象。一段时间以后，大屠杀就开始了。（Yedwabne,p.100;conversation with M.Olszewicz,October1999）
3.MC,SWB145/218.
4.MC,SOŁ123/665.
5.MC,SWB145/506.
6.“欧根纽什·希里维奇（Eugeniusz Śliwecki）当时是副市长，他和市长一起与盖世太保签了一份协议，要烧死犹太人……关于市长和副市长签协议这回事，我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MC,SWB145/213）我想特别指出，1941年7月10日犹太大屠杀的情况，是镇上居民时常谈论的话题。因此，人们对他们并未亲眼所见的细节也十分了解。比如，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就写道：“当地居民常常谈起在希里维奇谷仓里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他们会告诉彼此谁在这场屠杀案中表现得最积极。”（MC,SWB145/235）即便是今天，在耶德瓦布内的酒吧，我们依然能听见人们（大多数是战后出生的）谈论这些事件（也见 Andrzej Kaczyński,“Całopalenie” in Rzeczpospolita,May5,2000）。我认为，如果在一个小村庄里，人们不断告诉彼此谁以什么方式谋杀了多少犹太人，那么他们恐怕就再无暇谈论其他话题了。因此，耶德瓦布内的镇民仿佛受到了“点金术”（Midas touch）的诅咒：犹太人和大屠杀永远萦绕于他们的记忆中（而他们想要彻底摆脱的恰恰是犹太人的身影）。安托莎·维日考夫斯卡说，战争结束多年之后，当她再次造访这个小镇时，她的内心仍然充满恐惧。
7.关于瓦瑟什塔因和格劳多夫斯基证词中提到的对话（他们只是重复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在场），我们只能推测其中的一点，即德军究竟有没有提出放一些犹太工匠一条活路的建议，以及他们有没有被布罗尼斯沃夫“波兰人的工匠够多了”这样的说辞说服。涅瓦维茨基在去谷仓的路上从犹太人群中逃脱了，他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根据他的版本，德国人是在谷仓附近提出这个建议的。据说，在那里，波兰组织者许诺将让所有德军将来可能会用上的劳动力为他们效力，而这些劳动力将全部都是波兰人（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在亚当·威尔玛（AdamWilma）所做的一次采访中，一个年迈的波兰农民列昂·兹兹克（LeonDziedzic）也证实了这个故事（不过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见Gazeta Pomorska on August4,2000。
8.这个数字是巴登提供的，他曾在德国宪兵站工作，后来也成了一名宪兵。据涅瓦维茨基估计，镇上的警力在10人左右（MC,SOŁ123/505;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
9.MC,SOŁ123/621.10.MC,SOŁ123/607.11.MC,SOŁ123/612.12.MC,SOŁ123/619.13.正如约瑟夫·达诺夫斯基在1953年安全部安排的一次他与索布塔的对质中所说：“德国人也参与了行动，但他们只是发号施令，或者对波兰人所做的各种决定表示许可。”（MC,SWB145/265）。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1.MC,SOŁ123/685.
2.MC,SOŁ123/727.
3.MC,SWB145/218.
4.MC,SOŁ123/630.
5.MC,SOŁ123/631.巴登（见下文）、涅瓦维茨基和库布若恩确认了，当时身处德国宪兵站的犹太人都保住了性命（Yedwabne,p.107;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涅瓦维茨基还做证，大屠杀过程中没有枪支被使用，对犹太人痛下杀手的人中未见身穿制服之人。
6.MC,SOŁ123/210.
7.“退伍老兵”部队“进入了耶德瓦布内镇。当地的民兵前哨站被迫展开自卫。在此期间，‘退伍老兵’的人洗劫了当地的公司、镇政厅和邮局。在这些行动中，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对耶德瓦布内的居民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呼吁他们反抗政府”。（Henryk Majecki,Białostocczyzna w pierwszych latach władzy ludowej1944–1948[Warsaw: PWN,1977],p.181）
8.战后，许多反德游击队仍然活跃，他们如今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支持的政府机关。民族武装部队（NSZ）、民族军事组织（NationalMilitary Organization，简称“NOW”）以及民族军事联盟（NationalMilitary Association，简称“NZW”）在这片区域最为活跃，他们杀了无数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他们认为有害的人。弗拉切克的博士论文（“Formacje zbrojne obozu narodowego na Białostocczyźnie w latach1939-1956”）—我在前文曾引用过—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些游击队的战后活动的信息。（见 pp.150—151,187,194,254,297）我们得知，在这些游击队的杀戮受害者中，有尤利娅·卡罗拉克（Julia Karolak）及其女儿，前者是镇上一家店铺的店主。1945年9月24日，她们被一支由代号“秃鹫”（Sęp）之人所领导的部队杀害。（p.385）这究竟是打劫不成而谋财害命，还是一次有预谋的清算，我们目前还无法断言，但这个小镇上的每个居民在战后必然都感觉到了，反共地下组织想要施行“惩罚”，其中也包括“死刑”。正如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所写，“在这片土地上，……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并不是5年或6年（1939—1949，1939—1945），而是10年甚或13年（1939—1949，1939—1952），在某些地方甚至更长……在离别布扎（Biebrza）河沿岸和耶德瓦布内不远处有一个小村庄，耶兹奥克（Jeziorko）；1957年，一个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游击队的模仿者（代号为“鱼”[Ryba]）在那里被杀害。”（Strzembosz,“Uroczysko Kobielno,” p.5）
9.MC,SOŁ123/309.巴登在他写于1952年的自传中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个片段。他写道，此事是在傍晚时分发生的，当时谷仓已经被点燃了。突然之间，在宪兵队的院子里“出现了三个我不认识的平民，是22岁的青年—一个夺取了其中一个犹太人的柴刀，并把他强制押往广场；另外两个刽子手分别去抓另外两个劈柴的犹太人。前哨站的指挥官阿达米听到院子里传来尖叫声，冲了出来，对这些暴徒说：‘所以说，八小时还不够你们对犹太人为所欲为，居然敢跑到这里来。滚出去！’他将这些凶杀犯赶出了前哨站，两名劈柴的犹太人得以留下，但另一个已经被带走了。”（MC,SOŁ123/504,505）
10.在这段话之前，巴登写道：“我一整天都与多姆布罗夫斯基（Dombrowski）在院子中工作，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陌生的宪兵或盖世太保。”（MC,SOŁ123/506）
11.指尤瑟夫·索布塔和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八个被告人。
12.比如，一位名为切斯瓦夫·利品斯基的人告诉我们：“我手里拿着一根木杖[ 在广场上 ]坐了差不多15分钟，但他们杀人的场景令我不忍直视，因此我回家了。”但他在回家的路上肯定在哪里停下脚步，也参与到那天发生的暴行中了，因为在这起案件中，不可能有人仅仅因为拿着“一根木杖”在广场上坐了15分钟就获判了10年刑期。（MC,SOŁ123/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