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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考虑到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也好久没再呕吐过，我就决定和阿桂、素莉轮流照看她。当然这并不妨事。

夜里她的病情大概有所恶化。如果真是这样，怪我当时没有觉察到。她的疹子可能已扩散，连成大片疹块，只是她房间里几乎一片漆黑，我如何能看得见呢？

第二天早上，姗姗来迟的腊月曙光即将破晓，我正帮她揩拭前额，她突然睁开眼，伸手够我。“为什么？”她嘶号着。

“怎么了，婆婆？”

“为什么你没有立遗嘱？”她声音断续而沙哑，“让你的妻儿有个依靠。”

我颈后一阵冰凉。她在责备谁抛下她们母子不管？公公已去世多年了。我把耳朵贴近她嘴唇，但这次我一句话也听不懂了。她好像在说蒙古话。我向后退开，她嘴边发出一声嘚儿，仿佛像在催促马驹快跑。我惊恐地冲出房间，跑下楼。“阿桂，素莉，去守着她。”我一边叫喊着，一边打开前门。“我去请医生。”

我早该去的。这样想着，我不由得往巷中拔腿狂奔，院门在身后猛烈摇晃。我连跑带滑地绕过街角，一路躲闪妇孺老人。一到高医生家门口，我就猛捶门，按门铃。最后，他家女佣把门开了一条缝。

“太早了。”她嘘了一声，“晚点再过来。”

“不行。我非见高医生不可。等不及了。”

她摇摇头，想关上院门，我使出全身力气推门，硬挤了进去。

“小姐，小姐。”她跳到我面前，像条忠实的看门狗般挡住我的去路。“你不能进去。医生睡着呢。”

她以为这就能挡住我吗？我一把推开她，大步走向前门。“你要是不叫醒他，那我自己去。”

她追上来，想再次阻挡我。我进了屋子，眼睛盯着楼梯，她看出我确实心急如焚。“好吧。”她说，“在楼下等着。我去通知医生你到了。”

我听到脚踏地板的声音，只几分钟，高医生已准备好出发了。

总之，我只离开婆婆半小时，最多40分钟，根本没多久。没有人请医生回家的速度比我更快了。即便如此，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还是起了变故。起初我以为她是有了好转。她只是在休息，没再神志昏迷，也没有再嘟哝着蒙古话。阿桂和素莉离床边远远站着，我猜想，她们大概是想为高医生让路。我指望着，医生给婆婆看看病，开个药方，之后一切都能好转。

我坚信一切会好的。即便我的第六感觉，甚至我的双眼告诉了我相反的事实，我也拒绝去看、去想。我对一些细节视而不见：高医生并没有询问她的感觉，他用小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试了试她的脉搏，对这么一目了然的事实我却不明所以。因而当他转身对我说抱歉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抱歉。“她走了。”他说道，明白无误地下了结论。

他的结论。仅此而已。婆婆不可能就这么走掉的。不可能这么快。不可能就在我出门找医生的一会儿工夫。高医生和聿明是同学，他一直以来都在照顾着我们全家人。他本该更有判断力啊。“她的脉搏很弱。”我告诉他，“很难摸到的。再试试，医生。你会明白的。”

他把她衣襟上端解开，示意阿桂拉开窗帘。

“不要。”我说，“她怕亮光。她不喜欢……”可阿桂似乎更愿意听从高医生的吩咐，她把窗帘全部拉开。借着清晨的浅光，我明白了，医生已无力回天。婆婆的肤色一如前晚日落时紫丁香般的暮色。她胸前、脖颈、手臂上的疹子——现在，在日光中我总算看清了——它们触目惊心，像密密麻麻的蓝紫色晶莹颗粒。

高医生摇摇头。是球菌性脑膜炎的致命病毒，他说。发病如此迅速并不罕见。“我很抱歉。”他再一次说道。然后他建议我们对房间、裸露的皮肤和衣物进行消毒，不要让小孩靠近婆婆的房间。最后，他特别嘱咐了我擦洗遗体的方法，以方便入殓。

***

我一心只想把婆婆摇醒过来。我想抱着她哭喊呼号。我想拼命奔跑，跑到全身无力，彻底崩溃，号啕痛哭。但我不能。我需要料理后事。她的遗体要清洗。要给她买棺椁，置坟地。眼下厦门岛外被日本鬼子占领着，她不能和公公一起长眠在大陆的土地上。我只能把她葬到鼓浪屿的战时小墓园中，那儿曾是孩童的玩乐天地。而我最恐惧的责任，每时每刻都在心中挥之不去，是必须要写信告诉聿明婆婆的事。这一次不能再耽搁了。

晚上，我坐在桌前，搜肠刮肚地想词。很遗憾……对不起……坏消息，不，是噩耗……老天，我的挚爱，我不知……我该如何告诉他，他敬爱的母亲因为我照顾不周而与世长辞了呢？最后，我只简单陈述了事实，趁自己还没后悔，匆匆将信寄出。

之后，我仍需筹备大殓事宜，一定要办得体面风光。聿明会希望所有葬仪都严格按例操办，要与他母亲的名分相称，还要符合她先父、先夫的身份。毕竟，她曾是将军的千金，她的亡夫曾是前清科考状元、文试一甲头名、大清驻外使节。必须要操办得妥妥当当。聿明不在，所有责任就都落在我的肩上。

我咬紧牙关，硬生生地把悲伤咽进肚中，打理了一切事宜：筹划和安排、迎宾和寒暄、致谢和守灵。五天后，葬礼结束——婆婆已入土为安，唁客们早已回家，但我的事情还没完，我必须打起精神再写一封信给聿明。

夜已深，我拿出笔砚。我已把前来吊唁和参加葬礼的人列了清单，我对他们的赞美之辞和念旧之情都铭记于心。尽管，时过境迁，婆婆的地位已随先夫亡故而大不如前，但所有的熟人全部前来吊唁，一些人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我磨了一大片墨汁，用毛笔蘸墨，把所有来宾的姓名和唁辞都写了下来。如上封信一样，我只告诉了聿明具体细节，其他什么也没说。这两封信读上去，一定很像公事文章，写得一板一眼，我几乎认不得自己的笔迹。信写了足有三页纸，一行紧挨着一行。

写完后，我选了一颗印章，打开朱印瓷盒的盖子。信件末尾一般我只落个款，但这封信需要正式地盖上我的私章。我把石章刻面在墨印中按了几下，在白纸上试了一回，然后在我的落款下面用力按下去。当我把信塞进备好的信封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片刻之后，我猛然觉得双膝发软，那是另一种更加沉重的负担，一种排山倒海的悲痛，将我彻底击垮。我勉强走到床边，一头栽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