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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越来越激烈，我反而放下心来。即便这里面有共产党员，也没办法控制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对任何事都无法达成一致。现在，多亏了我的建议，我们只需讨论三个议题，哦，要是算上印刷散发传单的话，那就是四个议题了。议题的支持者纷纷站起来陈述各种优点。闪电、蟋蟀和其他几个人一直在高声争辩，频频打断别人的发言。随着时间推移，争论变得越来越情绪化。我是新来的，所以我尽量闭上嘴不发言，可没过多久我也跟他们一样大声争辩，打断别人。

等到我们喊累了，一直没有发言的范昊甫站起来。“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完成所有的事。”他说，“所以，我建议，用投票的方式决定下一步。”

大家发了一阵牢骚，不过最终都同意投票。我们轮流说出赞成的议题，投票结束后，街头剧明显胜出，但隐士仍然表示反对。“这只是初步的投票。”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两个选项，应该再投一次票。”

一片哀叹声中，我们再次投票。街头剧仍然胜出。

“我不明白。”回家的路上我对佩璐说，“范昊甫是不是这个组织的领导？”

“没有领导，反正没有正式的领导。郑惕、隐士、范昊甫和其他几个人原来都是文艺圈的，他们一起建立的这个组织。我想应该没有人想去领导其他人，或者被其他人领导。不过，你也知道的，领导早晚会有的。”

我们沿着鼓声路通往大海的一段往下走，我和佩璐头挨着头，不想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开会时总像这样吵个不停吗？”我问。

“这只是第二次会议。”

“哦，我不知道。”

“等我们确定了目标，就没有时间再去争论了。我参加完第一次会议后非常失望。我本来希望可以立刻动手书写标语。有太多事情要去做，却总是不能开始，真令人沮丧。”

是的，这也是我现在的感受——沮丧。“时间还早。”我说，“要不要去爬日光岩？”这是一个美丽的春日，关在烟雾缭绕的沉闷房间里争论了那么久，伴着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登上日光岩实在令人无法抗拒。

登山小路藏在繁茂的树丛里。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沿着绿荫如盖的山路向上走，一前一后爬过狭窄的台阶，开始全力向上攀爬。到达莲花庵时我们停了下来，像过去很多次那样，疑惑地望着细小底座上似乎摇摇欲坠的巨大石板。每个孩子都以为巨石随时会掉落下来。可是，几乎所有的孩子和大人都会顺着日光岩的台阶走到巨石下面，领略一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和佩璐也不例外。两个血肉之躯的女人在数吨之重的花岗岩下停留了片刻，然后继续向上爬。一路上有龙窟、水操台和其他景点，但我们没有停留，只是一步步地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向上爬。

我们到达山顶时累得气喘吁吁。我们手牵着手，安静地看着眼前的景色。不管经历了多少岁月，在视线所及的范围，这个世界依然蓝天碧水，美丽迷人。平静祥和的感觉从皮肤渐渐浸入身体。我们找到一块被阳光晒得发烫的平坦岩石，坐了下来。佩璐穿着重孝，她坐下前先在岩石上铺了一块手帕。“谁告诉你这个联盟的？”她问。

“风暴，”我用范昊甫的化名称呼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上我。”

“他一定在你身上看到了令他欣赏的特质。再说了，我们女人没道理总是在家煮饭带孩子。尤其是在这种时期。”

她的这番话令我很惊讶。我以为自己才是那个处处被牵绊的女人，而不是佩璐。“你怎么会决定加入的？”我问。

“我知道，你一定觉得很奇怪。我还在服丧期，应该在家哀悼父亲，安慰母亲和姐姐。”她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可是，安丽，我父亲不是死于意外或者心脏病发作。他是被残忍谋杀的。而且，谁都知道，背后主谋是日本人。我不在乎是谁扣动的扳机，躲在幕后的一定是日本人。这是他们为派遣更多士兵上岛制造的借口。他们妄想接管公共租界工部局。”她说得像喷射着怒火的机关枪一样快。

她转头朝两边看了看，确定只有我们两人时才再次开口。“我在自己家痛哭。”她说，“在姐姐家和父母家痛哭。包括你在内的很多人安慰我，支持我。我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听着父亲谋杀案虚假调查的报告。这些事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自己快要失控了。我想为父亲报仇，却找不到凶手。蟋蟀一定看出我非常沮丧。她经常去我姐姐家，辅导我外甥数学。她原来是厦门大学的学生，大学在日本占领厦门前转移到内陆了。一天下午，辅导完功课后，她问我可不可以送她回家。途中她突然提到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却没有详细解释。你知道的，安丽，自从父亲遇害以来，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一件积极的事情。”

我平常总能讲出一堆大道理，可现在想不出任何话来安慰我的朋友。我拍了拍她手臂，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联盟跟我想的不一样。”她说，“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揍他们一顿。但我告诉自己要耐住性子。至少目前来看，联盟的工作是我报杀父之仇最好的机会。”

我伸出双臂抱住她。“亲爱的佩璐，”我轻声说，“我帮你一起报杀父之仇。”

一只海鸥随着一阵清风向上飞去，它从高空俯视着鼓浪屿最高峰的两个女人，她们正许下誓言，结成复仇姐妹。海鸥振翅高飞，消失在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