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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唇边沾着海盐，嘴里嚼着蘸了姜醋的香甜洁白的蟹肉，此时大家脑海里还能想到什么呢？当然是美食了。每个人都想起曾经吃过的螃蟹、龙虾或海龟，然后向其他人描述当时味道有多么鲜美，是如何烹制的，在哪里吃到的。对往昔快乐时光的回忆更令我们对如今的境况感触良多。

吃到第三道菜清蒸大石斑鱼时，魏先生生日聚会谈论的主题不再是食物，大家议论起时事来了。老高挑起的话头。他靠在椅子上打了个嗝，见其他人还在忙着夹石斑鱼，他感叹一声，又摇了摇头。“国破家亡啊。”他叹了口气。

郑惕的朋友——他叫范昊甫，啪的一声把筷子摔在桌上。“谁说我们亡国了？日本人占领的只有一些点和几条线，仅此而已。东部的一些城市和几条铁路线。”

“话是没错。”其中一位老者反驳道，“可是失去了那些沿海城市和铁路线，我们已经瘫痪了。”

“中国人？瘫痪？”何颂哈哈一笑。她环顾一眼餐桌四周的人，再次开口时，她提高了音量，像是在演讲。“只有在这种时候，中国人民才充分展现出他们的力量。我们厦门大学的全体师生，在接到通知后即刻就准备好开始转移。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背着教科书和整套实验室设备，翻山越岭走到长汀县。有谁曾想到我们中国师生做得到？到达长汀县后，尽管当地条件不好，宿舍简陋，教室拥挤，师生们又远离故土家人，可他们仍然怀着跟以前同样的热情，继续投入到教学生活中。这样的厦门大学，谁又能想得到呢？”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虽然她自己为照顾公婆留了下来，但她的学生和同事们成为中国人的英雄，她为此感到光荣。

脆皮乳鸽端上桌时，大家正讨论得热火朝天。服务员把脆皮乳鸽放到餐桌转盘上，这时，魏先生想把话题转移到历史上战争期间，文人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他旁征博引，谈到古时候著名文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但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表达自己的看法，魏先生的一个观点还没讲完就被其他人打断了。我心里为先生感到难过，几乎要掉下泪来。虽然我小时候也打断过先生很多次，可我从来不会这么粗鲁，也不会当着先生同辈的面。

范昊甫的嗓门最高。“我们只有一个责任。”他坚持道，“鼓励人们去反抗。在后方擂响战鼓。”

“如果所有知识分子都被杀了呢？”一位老先生撕着鸽子腿问，“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要怎么办？”

“作为知识分子，”老高把一根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丢到盘子里，“我们的责任是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变成日本顺民，又怎么可能延续中国文化呢？”范昊甫质问道。

“好了，好了。”魏先生举起双手劝道，“没人说要成为日本顺民。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在战争期间依旧保持着高风亮节，他们既保全了骨气也保住了性命。”

我看着一张张吃得油腻腻的嘴，暗忖假如自己是一名被人奉为导师的知识分子，我会怎么做。餐桌四周的人手里挥着鸽子翅膀和大块的胸肉，仍然在各抒己见，何颂优雅地翘着兰花指，从脆皮乳鸽上一点点往下撕肉。刚开始，我坐在那里认真倾听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后来完全沉浸在他们诗人般热烈奔放的激情中，我心中涌动着一股对中国无比强烈的热爱，远远超越了自己曾经没来由的恐惧和愤怒。

吃完鸽子，服务员端来洗手盅，我们把柠檬片丢进去，洗干净油腻腻的手指，又用餐巾蘸了点洗手水，擦了擦嘴巴。“当时的情景太好笑了！”郑惕扔下餐巾哈哈大笑，“罗圈腿的日本小鬼子像群老鼠一样四处乱窜。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先把哪些武器藏起来。”

“那些长官也搞不清。”范昊甫说，“可他们不会因此饶过手下的。”

大家点了点头。在座的都知道，日本人对待他们自己人也是极为残忍的。我看着面前的洗手盅，想象着日本军官和士兵们在甲板上忙着遮盖武器装备的情景，他们涨得通红的脸上写满愤怒和屈辱。不过，我心里明白，光是惩罚手下士兵是平息不了日本人的怒火的，他们会让其他人付出代价。既然英国人保持中立，又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那么倒霉的只会是中国人。

跟在脆皮乳鸽后面上来的是炒面线，接着是一道紫菜清汤。服务员帮我们每个人盛了一碗汤，大家都想快点喝完，包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轻轻吹凉热汤的呼气声、呼噜呼噜的喝汤声和碗勺碰撞的声响。跟第一道菜端上来时忙着大快朵颐不同，现在大家不说话是急着吃完这餐饭。我们已经准备好听诗歌朗诵了。

大家公推魏先生第一个朗诵。他做了首古体诗，古体诗常常借古喻今，引用多个历史典故表达对当今社会的看法。餐桌上仍然摆着汤碗和吃了一半的炒面线，魏先生拉开椅子，双手叉在腰间，开始朗诵他写的一首新诗。

咸阳桥畔别君去，

飞絮如雪霜满地。

诗的开头几句让人联想到古都长安城外著名的咸阳桥，大家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不是一名士兵即将踏上征程，而是一个人想要摆脱滚滚红尘，退隐山林终老余生。我看着先生手背上突起的青筋，听着他描绘的一幅幅画面——北方连绵起伏的深山，一棵孤零零的青松，隐居在山洞中的人。

接着几位老先生各自朗诵了自己的新作，然后是何颂教授。他们全部采用古诗体形式，表达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听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朗诵，我忍不住在心里做比较，想选出最好的一首。在我看来，魏先生的诗最好，不过老高的诗也无可挑剔。

这时，郑惕站了起来。他的目光越过我们头顶上方，穿过我们身后的白色墙壁，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他吟诵的不是古体诗，而是一首现代白话诗。他的诗将我们从山川湖泊带到一座现代城市，上海。黎明的雾气弥漫在上海法租界的街道，两旁一个个黑色铁制灯柱上亮着昏黄的街灯。灯柱造型优雅，柱体上伸展出一条条卷曲的铁杆，供行人挂帽子、手杖或雨伞。然而，在郑惕诗中的这天清晨，挂在警察局门前灯柱上的东西很不寻常。郑惕声音颤抖地描述着悬在灯柱上的一颗人头——凝固的鲜血、裸露的皮肉、碎裂的骨头、圆睁的双眼、张大的嘴巴、紫色的舌头，就在几个小时前，它们都还属于一个年轻人，上海一家报刊的主编，周文儒。

我们都沉默不语，为诗中一连串排比所描述的残酷事实所震惊，似乎我们正用自己的双手捧着那颗头颅。郑惕跌坐在椅子上，抽泣道，“文儒，我的挚友。”我轻轻拍了拍婆婆的手，希望她不会联想到自己父亲滚落在士兵马蹄下的头颅。我猜婆婆小时候一定跟我当年一样，想知道一个人的头被砍掉后，是不是还能继续思考和感受。我尽量不去想聿明。砍掉一个人的头是多么简单啊！转眼间一个人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郑惕撩起他垂落到汤碗里的卷发，举起酒杯。“敬中国和她的英雄儿女。”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