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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快转过头来，惊恐地望着我。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睡袍已经撕破，上上下下都沾满了灰土。我的头发也因为落满灰土而变成了白颜色。我的嘴上和两颊上都是血。“噢，主啊！”她说，“你还活着。”

“你的口气听上去很失望。”

她从地板上爬起来，去找衣服。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能走，过一会儿肯定就会拉空袭警报解除信号了。”

“我得走了。”她说。

“两颗炸弹不会落在同一个地方。”我说。不过此话是脱口而出，说时不假思索，因为这是一种常识，事实经常证明这种常识是错误的。

“你受伤了。”

“不过是掉了两颗牙齿。”

“到这边来，我给你洗洗脸。”没等我再次表示异议，她已经穿好衣服——我没见过哪个女人穿衣服会这么快。她慢慢地、十分小心地替我洗脸。

“你在楼上干什么？”我问。

“祈祷。”

“向谁呢？”

“向任何可能存在的东西。”

“还是赶快下楼更实际。”她的严肃让我感到害怕。我想逗逗她，让她别这么严肃。

“我下过楼。”她说。

“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啊。”

“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不到你，最后只看见门下伸出来你的一只手臂。我以为你死了。”

“你不妨过来查看一下。”

“我过来过，但是掀不动那扇门。”

“门并没有把我卡住，有地方能把我挪开。那样我就会醒过来。”

“我不知道。当时我确信你已经死了。”

“那么也就没什么好祈祷的了，对吧？”我逗弄着她，“除非是祈祷发生奇迹。”

“你在很绝望的时候，”她说，“就会祈祷发生奇迹。穷人不是会碰到奇迹吗？我就是个穷人。”

“等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走吧。”我说。她摇摇头，径直走出了屋子。我跟在她身后走下楼梯，违背自己意愿地缠着她。“今天下午能见到你吗？”

“不，不行。”

“那么明天的什么时候……”

“亨利要回来了。”

亨利，亨利，亨利——我们的关系里自始至终都回响着这个名字，它给每一阵开心、逗乐或者欢快的心情都泼上了凉水，提醒我说：爱情会死亡，而温情和习惯会取胜。“你不用这么害怕，”她说，“爱不会终结……”而在亨利家的门厅里再次见到她，听到她说“是你吗”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