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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芳菲睡一个房间。

李老师的家住在一个弄堂里的筒子楼里，好像我总是摆脱不了弄堂，从出生到母亲去世，再到现在寄人篱下，我依然住在弄堂。也许和母亲一样，以后我死也死在弄堂吧。李老师家的面积非常狭窄，除去设在阳台的厨房，总共才三个房间，不，确切地说是两个半房间。最外面不足十平方米的是客厅兼餐厅，里面一间是李老师和程雪茹的卧室，而我和芳菲的房间是和隔壁邻居分半隔开的，也就是说，只有一般房间的一半大。房间内放下一张床和书桌，就什么都放不下了，每次去书桌做作业都得贴着墙壁过去，要不就是跳上床，从床上踩过去。

而且，没有窗户。整个房间黑漆漆的，白天都得开灯。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和芳菲挤一个被窝，后来我们大了点，睡不下了，李老师就找木匠打了张上下铺的小床，我睡上铺，芳菲睡下铺。就为这张床，程雪茹和李老师差点打一架。一直是这样，家里任何开支只要跟我有关，程雪茹的脸色就很不好看，轻则指桑骂槐，重则敲锅铲。她好像特别喜欢把锅铲当道具，在逼仄的阳台表演她的独角戏。李老师大多数时候都不跟她计较。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即使是在家里，他也很少说话。大概是他上课讲话太多，嗓子很疲倦，回到家没有力气说话了。事实上，李老师也的确是难得的好脾气，很少见他批评学生，就是学生做错了事，他也只轻轻地说几句，但每句都会说到点子上。他不用像其它班主任那样大声呵斥，或者挥舞教鞭，一样把学生们治得服服帖帖。

学生们都很尊敬李老师。包括我。

为了多赚点钱养家，李老师每周都要去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上课，因为他是多年评定的模范教师，很多培训班请他上课。以前因怕影响正常教学，他多数是拒绝的，但自从收养了我，家里的经济负担重了，李老师不得不在各个补习班间疲于奔命。结果用嗓过度，在一次严重的咽喉炎症后，他说话变得嘶哑浑浊，听他讲课不再是件愉悦的事情，反而觉得很吃力。于是请他上课的补习班越来越少，李老师没有办法，只好尝试给一些教学机构写辅导资料，以赚取微薄的稿费养家。

每晚，我半夜醒来，总见门缝外透出灯光。

那是李老师在伏案写作。

我蜷缩在被子里，看着那线昏黄的灯光，心里总是很痛。我从不在人前落泪，但在那样的夜晚，我常常抑制不住流泪。没有窗户，也能听见屋外的风声，那么遥远。仿佛母亲的呼唤，一直徘徊在我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