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破碎的生活

宵禁时间推迟到11点后一星期，一天晚上，离宵禁时间还有半小时，费利敦回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以电影为由，说夜里睡在片场就不回家了。他喝得酩酊大醉，显然他的情绪很坏，很痛苦。看见坐在餐桌上的我们后，他强迫自己说了一些客套话，但没能坚持很久。当他的目光和芙颂的相遇时，像从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战争中溃败而回的士兵那样，他没说太多话就去了楼上的卧室。芙颂本该立刻起身跟丈夫上楼的，但她没那么做。

我直视她的眼睛，仔细观察着她的一切。她也知道我在观察她。她点上一根烟，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样慢慢地抽着。（她不再像对塔勒克先生害羞那样，扭头往旁边吐烟了。）她若无其事地掐灭了烟。而我也陷入了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我以为已经被我抛在身后的这个毛病又严重复发了。

11点差9分，当芙颂又把一根萨姆松烟——用一种稍微变沉重的动作——放到嘴上时，她仔细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眼。我们用眼神瞬间向对方讲述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以至于我觉得我们仿佛已经交谈了一整夜。于是，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用我的打火机为她点着了烟。芙颂用土耳其男人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能看见的一个动作，瞬间握住了我拿打火机的手。

我也点了一根烟，就像没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那样，我慢慢地抽完了烟。每时每刻我都感到了宵禁时间的临近。内希贝姑妈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她因为对事情的严重性感到了害怕，所以一声也没吭。塔勒克先生当然也认识到了这种奇怪的状况，只是不知道该对什么视而不见。11点过10分，我离开了他们家。我认为，就是在那天夜里我明白，自己将会和芙颂结婚。因为明白芙颂最终会选择我，我是那么开心，以至于我忘记了宵禁后上街不仅会让自己，也会让切廷遇到危险。切廷在泰什维奇耶的家门口让我下车后，会把车停到前面的诗人·尼伽尔街上的一个车库里，随后从后街不让任何人看见走回附近的一夜屋街区的家里。那夜，我像个孩子，幸福得无法入眠。

七个星期后，《破碎的生活》在贝伊奥鲁的萨拉伊影院举办了首映式，那晚我在楚库尔主麻和凯斯金他们在一起。其实，芙颂作为导演的妻子，我作为制片人（柠檬电影公司的大半个股东是我）是应该去出席首映式的，但我们俩都没去。芙颂本来也不需要借口，因为她和费利敦一直在吵架。她的丈夫整个夏天很少回家，很有可能是和帕帕特亚生活在一起。他每隔两星期回到楚库尔主麻的家里一次，每次也都是为了回来拿一两件东西，衬衫或是书。这些情况我是间接从内希贝姑妈一些含蓄的谈话里知道的，尽管我很好奇，但我从来没敢提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我从芙颂的眼神和状态里明白，她禁止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事情。但我还是从内希贝姑妈那里得知，有一次费利敦回来时和芙颂吵架了。

我猜想，如果我去了首映式，芙颂一定会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她会为此很伤心，一定会惩罚我。然而，另外一方面，作为电影的制片人，我当然是应该去出席首映式的。那天吃完午饭，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应我的要求往柠檬电影公司打了电话，她说我母亲病得很厉害，那天我不会出门。

在《破碎的生活》即将第一次和伊斯坦布尔的电影爱好者和记者们见面的钟点，外面在下着雨。我没让去泰什维奇耶家里接我的切廷走托普哈内，而是绕道塔克西姆和加拉塔萨拉伊再去凯斯金家。当车从萨拉伊影院前面经过时，透过被雨打湿的车窗，我看见了几个为去首映式而打着雨伞、穿着时尚的人，用柠檬电影公司的钱做的一两张海报，但这些一点也不像我几年前幻想的那场为芙颂主演的电影举办的首映式。

晚饭时，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压根没说到这件事。我们，塔勒克先生、内希贝姑妈、芙颂和我一直在不停地抽烟，我们吃了肉末面条、酸奶黄瓜末、西红柿沙拉和白奶酪。我们还吃了我从尼相塔什奥马尔店里买来、一进门就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室里的冰激凌。我们还不时走到窗前去看外面下的雨和从楚库尔主麻大坡上倾泻而下的雨水。一整夜，好几次我都想要问芙颂，她的画画得怎么样了，但从她那生硬的表情和紧皱的眉头上我觉得，那会不合时宜。

尽管评论家们发表了一些嘲讽、鄙视的言论，但《破碎的生活》既在伊斯坦布尔，也在别的城市得到了电影观众的好评，还因此创下了票房纪录。帕帕特亚用两首愤怒而哀怨的歌来抱怨悲惨命运的最后几幕，特别让小城市里的女人们为之落泪，无论年轻还是年老，很多人带着哭肿的眼睛走出那些潮湿而憋闷的影院。倒数第二幕也得到了一致好评，在那一幕，帕帕特亚开枪打死了那个不断向她求饶、几乎在孩提时就欺骗并玷污了她的那个恶富人。那一幕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扮演富人的——他还扮演过拜占庭的神父和亚美尼亚的民兵——我们在佩鲁尔的朋友艾克雷姆先生，因为厌倦了街上那些企图对他吐口水、打耳光的人，一段时间没敢出门。在被称为“恐怖年代”的军事政变之前的时期，人们远离了影院，而电影的另外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最终又把人们拉进了放映大厅。不仅是影院，佩鲁尔酒吧也复苏了。看见电影事业活跃起来的电影人，也开始愿意每天去佩鲁尔展示一下他们自己了。10月底，风雨交加的一个夜晚，宵禁开始前两小时，当我在费利敦的坚持下去了佩鲁尔时，我看见自己在那里的声望高了许多，用那些日子的话来说，我是春风得意。《破碎的生活》的商业成功让我变成了一个成功——甚至是精明和狡猾的——制片人，而这也让来我桌上小坐、想和我交朋友的人明显增多，他们中既有摄影师，也有著名的演员。

我记得，那天夜里到最后，我的脑子被恭维、关注和拉克酒弄得昏昏沉沉，有段时间，梦想·哈亚提、费利敦、我、帕帕特亚和塔西尔·汤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至少和我一样醉的艾克雷姆先生，提起报纸上重复出现的强奸镜头的照片，和帕帕特亚开了下流的玩笑。而帕帕特亚则笑着说，她对“没有市场”的“穷”男人一点不感兴趣。帕帕特亚有一阵怂恿费利敦去教训一下旁桌上那个“自命不凡”的评论家，那人评价《破碎的生活》是“一部粗俗的情节剧”，并以此来取笑她，但这事后来也被忘记了。

艾克雷姆先生说，电影放映后他得到了很多拍银行家广告的邀请，而事实上坏人是拍不了广告的，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那时的热门话题，是那些给百分之二百利息的银行家。银行家们利用耶希尔恰姆的著名面孔在报纸和电视上大做广告，因此他们在电影界很受欢迎。佩鲁尔酒吧里那些脑子昏沉的常客，因为把我看做一个成功、现代的（梦想·哈亚提曾经说过，“一个热爱文化的商人是现代的”）商人，因此一谈到这类话题就会表示尊敬地安静下来，多数时候还会来征求我的意见。《破碎的生活》获得票房成功后，人们开始认为我是一个高瞻远瞩和“无情的资本家”，多年前我为让芙颂成为一个明星而去佩鲁尔的事情也被人遗忘了，同时被遗忘的还有芙颂。想到人们竟然能够如此迅速地忘记芙颂，我的内心就会因我对她的爱而燃烧起来，我会想立刻见到她；我感到，因为她能够出污泥而不染，我会更加爱她；我会再次想到，因为让她远离这些心怀不轨的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