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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知道这个，同别人一样了解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他。”
“你是个好女人。会是的，我不是指——”他赶紧说。然后又住了口。“我刚才指的不是——”
“我想我明白，”她说。
“不，不是这个。这并不要紧。这算不了什么。一切看你自己打算怎么办，这以后。对你自己。对别人。”他瞧着她，她并不转开脸。“打发他走吧。让他离开你。”他们彼此望着。“让他走开吧，孩子。你的年龄可能不比他的一半大多少，可你的生活经历超出了他的两倍。他永远超不过你，赶不上你，因为他浪费掉的岁月太多了。而且他一事无成，像你们这些人一样无法弥补。他再也无法回头重新做起，正像你无法回头勾销往事。你生了一个男孩，不是他的，而是另一个男人的。你会强行给孩子的生活加进两个男人，却仅有三分之一个女人；就算他白活了三十五岁，就算他的生活注定要受到侵犯，也别让他所受的侵犯有两个人知道。打发他走吧。”
“这不是该我做的事。他是自由的。问问他。我从没有想过要留下他。”
“这就对了。你多半也无法留住他，即使你想这样做。这就对了。你要是知道该如何打发他走就好了。但真要是那样，你就不会躺在这张床上，怀里抱着这个婴儿。你不想叫他走？你不愿说这句话？”
“我该说的已经说了。就在五天前我明确地对他说过不行。”
“不行？”
“他要我嫁给他。别再等待。我说不行。”
“你现在还会说不行吗？”
她直愣愣地盯着他。“是的，现在我还会说不行。”
他舒了口气，坐在那儿臃臃肿肿地偌大一堆。他的面孔再次变得无精打采，疲惫不堪。“我相信你。你会继续这样说，在你见了……”他再次盯着她，目光专注严峻。“他到哪儿去了？拜伦？”
她看着他。隔了一会儿她才轻声地说：“我不知道。”她看着他，她的面孔突然变得空虚无力，仿佛曾使它显得充实坚定的东西就要流失干净，现在什么也没留下，没有掩饰，没有警觉，也没有谨慎。“今天上午十点左右他来过。没有进屋，只到门口，站在那儿瞧着我。从昨晚起我还没有见过他，他还没见到婴儿，我说：‘进来瞧瞧他。’他站在门边看着我，说道：‘我来问问你，啥时候要见他。’我问：‘见谁？’他说：‘他们可能得派个人跟他一块儿来，但我可以说服肯尼迪让他单独来。’我问：‘让谁来？’他说：‘卢卡斯·伯奇。’我说：‘好吧。’他说：‘今天晚上行吗？’我说：‘行。’于是他离开了。他只是站在那儿，然后就走了。”她开始哭泣，他绝望地看着她，像所有男人一样在女人的眼泪面前毫无办法。她端直地坐着，孩子抱在怀里，哭声不大，也不剧烈，但带着孤苦无望的凄凉神情，也不掩住面孔。“而现在你却老在问我是不是说过不行，我已经说过不了，你还要问，不断地问。现在他早已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坐在那儿，她终于低下头去。他站起身，立在她的旁边，把手抚在她低垂的头上，心里想着谢谢上帝，求上帝帮助我。谢谢上帝，求上帝帮助我。
他找到了克里斯默斯常走的穿过树林直抵刨木厂的旧道。他先前不知道这条路，但当他发现这条路伸去的方向，欣喜之下他仿佛觉得这是个吉兆。他相信她，但想加以证实，纯然由于亲耳听见就会感到喜悦。他到达刨木厂时刚好四点钟。他去办公室询问。
“邦奇？”记账员说，“你在这儿找不到他了。今天上午他辞去了活儿。”
“是这样，是这样，”海托华说。
“为公司干了七年，还加上星期六下午。今天上午他却来说不干了。没说明原因。这些乡下人办事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海托华说，“这些乡下人可是好人啊，善良的男人和女人。”他退出办公室。进城的路经过刨木房，拜伦干活的地方。他认识工头穆尼。“我听说拜伦·邦奇不会再同你一起干活了，”海托华停下步说。
“是呀，”穆尼说，“他今天上午辞去的。”可是海托华没听他讲话；穿着工装的工人瞧着这个寒碜、形相古怪、似曾相识的人，见他以欣喜的颇感兴趣的目光打量着墙头、木板和神秘的机器；这机器及其用途他完全不懂，甚至没听说过。“你要是想见他，”穆尼说，“我想你可以在城里的法院找到他。”
“在法院？”
“是的，先生。大陪审团今天开会，特别会议。对杀人凶手起诉。”
“噢，是的，”海托华说，“因此他去了。是的，一个好小伙子。再见，再见，先生们。再见了。”他继续往前走，穿工装的人在背后注视了他一会儿。他双手背在背后，一步步地行进，不作声地思索，安静而又感伤。“可怜的人。可怜的家伙。谁也没有、不可能有正当理由夺走别人的生命，更不要说一位在任的官吏，一位宣誓为大众服务的公仆。要是一位公众选出的知道自己并未吃过受害者（叫作受害者或别的什么名目都行）的苦头的官吏可以公开地定夺生死，那么我们如何能期望一个相信自己曾身受其苦的人会手软呢？”他继续走着，现在到了他屋前的街道。很快他就会看见篱栏，那块招牌，然后是那隐在八月的翠绿丛中的住宅。“原来如此，他竟然不辞而别。这些年来他帮了我许多忙，带给我不少消息。唉，带给我，专门说给我听。看来这是有意对我这样做的。这下一切都完结了。”
然而，这并没有完结。还有一桩事等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