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之涯……在海之角……”（第2/3页）

我们就这样转移了……

我们很快到了车站，可在车站上等了很久。大家都在颤抖，嘈杂不堪。关了灯。人们在焚烧文件和报纸。找到一个路灯。它的光线映出坐着的人们整齐的影子——像一堵堵墙、一块块地板。他们一会儿静止，一会儿移动。此时，给我的感觉是：德国人占领了城堡，我们的人都当了俘虏。我决定尝试一下——自己是不是能够忍受得了刑讯。我把手指头伸到箱子中间，往下挤压。我疼得叫了起来。妈妈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啊，女儿？”

“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住刑讯拷打。”

“快得了吧，小傻瓜，哪来的刑讯？我们的人不会让德国鬼子得逞的。”

她抚摸着我的头，亲吻着我的头顶。

我们的车队一直在炮火中前进。只要一开始轰炸，妈妈就扑到我们身上：“要是死，大家就一起死。或者炸死我一个人……”我看见的第一个炸死的人，是个小男孩。他躺在地上，看着天空，我呼唤着他。叫啊，叫啊……我不明白，他已经死了。我当时有一块糖，我把这块糖给了他，想让他能够站起来，可是他没有……

轰炸中，姐姐小声地对我说：“轰炸停止了，我要听妈妈的话。我要永远听她的话。”真的，战争结束后，托玛^{48非常听话。妈妈回想起，战争前一直都是叫她“淘气鬼”的。而我们的小托利克……他在战争爆发前已经走得很好了，也会说话了。但是此时他突然不再说话，始终耷拉着脑袋。}

我看见，我的姐姐是怎么样突然头发变得花白的。她有一头长长的黑发，它们变白了。一晚上的时间……

火车启动了。塔玛拉去哪儿了？车厢里没有。我们看见，塔玛拉怀里抱着一大束矢车菊跟在火车后面奔跑。那里是一片辽阔的田野，麦子比我们的个头还高，长满了矢车菊。她的面庞……她的面庞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现。黑色的眼球瞪得大大的，奔跑着，一声不吭，甚至“妈妈”都没有叫，奔跑着，默默地。

妈妈几乎疯了……她从火车上蹿起来向过道跑……我抱紧了托里克，两人都叫喊着。这时出现了一名士兵……他把妈妈从门口推开，跳了下去，赶上托姆卡，一下子抱起她，扔上了车厢。早上我们发现，她的头发白了。有好几天，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藏起了镜子，后来她偶尔看了一眼别人的镜子，哭了起来：“妈妈，我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妈妈安慰她：“我们给你剪掉，还会重新长出黑色的来。”

这件事之后，妈妈说：“好了。再也不许你们离开车厢了。打死就打死。我们要是能活下来，就认命吧！”

当时大家都喊叫：“飞机！大家都快下车！”——她把我们藏到床垫下，而这时有人赶她下车，她说：“孩子们都跑出去了，我不会走。”

应该说，妈妈经常会提到“命运”这个奇妙的词。我总是问她：“什么是命运？是上帝吗？”

“不是，不是上帝。我不信上帝。命运——是生活的道路，”妈妈回答，“孩子们，我永远相信你们的命运。”

在轰炸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怕得厉害。后来，我们到了西伯利亚，我还恨自己的胆怯。偶然有一次，我扫了一眼妈妈的信……她是写给爸爸的。我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试着写信了，我打算看看妈妈是怎么写的。而妈妈正好写到，塔玛拉沉默不语，轰炸的时候，瓦丽娅哭了，很害怕。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1944年的春天，爸爸来看望我们，我不敢抬起眼睛看他——我觉得害臊。太可怕了！但是和爸爸的相见是后来。到这次见面还早着呢……

我记得一次深夜里的空袭……一般来说，很少晚上有空袭，火车跑得飞快。而在此时，却来了空袭。火力凶猛……子弹射到车厢顶上噼啪作响。飞机轰鸣着。飞射的子弹划出一条条光线……弹片划出的光线……我身边的一个女人被打死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被打死了……但是当时她没有倒下，没处倒，因为车厢中到处挤满了人。女人站在我们中间，呻吟着，她的鲜血流到了我的脸上，暖和的，黏糊糊的。我的背心和我的短裤都让血浸湿了。当妈妈用胳膊够到我，她喊叫了起来：“瓦丽娅，你受伤了？”

我什么也不能回答。

这之后，我发生了某种转变。我知道，这之后……是的……我停止了颤抖。我已经无所谓了……不再害怕，不再疼痛，不再遗憾。我变得有些呆滞，无所谓。

我记得，我们没有很快到达乌拉尔。有一段时间我们停在了萨拉托夫州的巴兰达村。我们被送达那里正好是晚上，我们都在睡觉。凌晨，六点，牧人甩动着鞭子，所有女人都站起身，抓住自己的孩子，叫喊着跑到了街上：“轰炸啦！”她们叫喊着，直到来了代表，说，这是牧人在轰赶牛群。当时大家立刻镇静下来……

吊车的轰鸣声一响起，我们的小托利克就吓得浑身颤抖。他片刻都不放我们离开自己身边，只有当他睡着的时候，我们才敢外出。妈妈带我们到了军事代表办事处，想打听一下父亲的消息，请求援助。军事委员问我们：“您说丈夫是红军的指挥官，请给我看看您的证明。”

我们没有证明文件，只有爸爸的照片，爸爸穿着军装。他拿起照片，半信半疑：

“也许，这不是您的丈夫呢。您怎么证明？”

托利克看见他拿着照片不给我们：“把爸爸还给我……”

军事委员笑了起来：“对于这个‘证明’我不能不信。”

姐姐头发花白，妈妈给她剪掉了头发。每天早晨大家都检查她长出了什么样的头发——黑色的，还是灰白的？弟弟安慰她：“别哭，托玛……别哭，托玛……”长出来的头发仍然是灰白的。小男孩们嘲笑她，欺负她。她从来都不摘头巾，甚至在上课的时候。

放学回到家。家中找不到托利克。

“托利克呢？”我们跑到妈妈上班的地方。

“托利克在医院里。”

我和姐姐拿着蔚蓝色的花环走过大街……从向日葵下钻过……弟弟的蓝色海魂衫。妈妈跟着我们，她说，托利克死了。在太平间门口妈妈站住了，她不能走进去。她犹豫不决。我一个人走了进去，立刻认出了托利克——他全身光溜溜地躺着。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像木头人一样麻木。

爸爸的信追到了西伯利亚。妈妈整晚都在哭泣，怎么告诉爸爸，儿子死了。早晨我们三个把电报送到了邮局：“女儿们活着。托玛头发白了。”爸爸猜到，托利克不在了。我有个女友，她的父亲去世了，我总是在自己信的末尾写道——她请求我这样写：“爸爸，问候你，也代我的女友列拉问候你。”大家都想有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