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6/15页）

物品一向都是阶级与地位的象征或者爱与友谊的纪念。但美国为它们创造了一个新角色：如今它们是我们的朋友，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对它们上瘾，但它们终归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你爱你的iPhone，但一眨眼你又可以用更新、更好、你更想要的东西把它换掉。如今，省却了忠诚承诺的刺激，构成了我们最亲密关系的基础。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新事物的需求——贪婪——既是我们的长处，又是我们的致命缺陷；恰是它，既让美国成为一个造梦的国家，准确来说，让美国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梦，也让美国变得肤浅、不愿思考，甚至脆弱中空。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自上世纪初以来世事变化了多少，而是它们仍如此相似。众人谈论的物品已经变了，但那种包装它们、购买它们的心态则基本一模一样。如今我们都成了巴比特了吗？

[99]《汉尼提》，Fox新闻频道一档节目，主持人肖恩·汉尼提是著名保守政治评论家。

[100]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

[101]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法国科幻小说家，作品有《海底两万里》《气球上的五星期》《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

[102]卡珊德拉（Cassandra），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或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

[103]阿尔卡特和威瑞森都是通信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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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消费社会的谴责看似很轻松，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无疑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时，就不是这样了。我们跟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如今的iPad究竟有什么仇？我可以那么轻易地对世界表示不屑和鄙视，但我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究竟又参与了多少？《巴比特》里满是惊奇、轻型的社会并发症和未来困境的预兆。它的简单带有迷惑性。创新与生命力跟扬扬得意的商业主义携手并进，我们不愿这样想，然而现在的确如此，正是这种未曾预料的揭露让《巴比特》这么多年一直咬噬着我的心。世人对消费社会的腐蚀作用、它的危害和它必然造成的从众化已经讨论颇多。《巴比特》不只是在谴责这种消费主义，它还揭开了位于美国社会核心的矛盾：对新奇事物、对运动、对持续不断的变化的渴望（或许说“瘾头”更好），鼓动着“劲头”，激发着“创造力”，与此同时，它也阻碍了想象与反思。

在给《新政治家》所写的书评中，丽贝卡·韦斯特写道，《巴比特》具有“某种超出眼前、高于当下的东西，这使其成为艺术，这部作品的每一行文字里都有作者独特的个人印记”。接着，她引用了巴比特的一段公开演讲，补充说：“这是一个笨蛋版的沃尔特·惠特曼在演讲。巴比特用一些傻电影、傻报纸、傻讲座、傻演讲策略把自己填塞得像只圣诞节的鹅，然而祖国恢宏博大的创造力，无止境地孕育和滋养了千百万男男女女的不可思议的神力，仍然让他震惊……这些人身上蕴藏了一种如此强劲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最终必将与他们紧紧相连，并且，不管他们是否有心追求，它都会带他们来到智慧的领域；而这台强大的商业主义机器会成为他们远大抱负的工具。”

颇为有趣的是，最了解也最欣赏这种强劲的生命力的，是劳动者的朋友、泽尼斯和腐败市领导最敏锐的批评者、激进的律师塞尼卡·多恩。一位外国朋友居高临下地批评了美国人的从众化，多恩回应他的时候提醒道，每个国家都有标准化的事物：英国（“每一个吃得起松饼的人家都在同样的午茶时间吃同样的松饼”），法国（瞧瞧人家的“路边咖啡馆”），以及意大利（他们有标准化的“做爱”模式）。对他来说，“标准化本是相当不错的事。我买英格索尔牌的表或福特车的时候，我可以用较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工具，我对自己会拿到什么一清二楚，它替我的个人生活节省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接着，多恩讲了他在伦敦感到思念家乡的经历，因为他在《星期六晚邮报》的底版上看到一幅牙膏广告，上面是美国郊区的风景，“积雪的大街两旁，榆树成行，新房子鳞次栉比，其中有的是佐治亚式的，有的屋顶低矮倾斜——也就是你可以在泽尼斯，比方说，芙萝冈见到的那种街道”。他自己思忖着，“那样令人愉快的房子，天底下哪个国家都没有。我并不计较它们是不是标准化。那样的标准化才叫棒呢！”

“我在泽尼斯反对的，”多恩宣称，“是思想的标准化，当然，还有根深蒂固的竞争观念。这出戏里真正的恶人……倒是那些衣饰洁净、一团和气、勤勤恳恳的一家之主，他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子女过上好日子，就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家伙最坏的地方是，他们非常友善、非常聪明，至少在工作中是如此。你对他们压根儿恨不起来，但他们标准化了的思想却无疑是你的敌人。”这就是辛克莱·刘易斯的两难处境。防止“标准化”的有害一面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培养它的反面，那些独一无二、放浪不羁、独立自我的东西：思想与想象。除非我们拥有思想的独立，否则我们如何能面对广告投下的幻影，如何能看穿从众性之下的虚假许诺？

我们对巴比特又愤怒又同情，可能与此同时，我们又为他发笑，但危险的不只是袜子、鞋子、手机和闹钟，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灵魂的商品化。此时，请注意，巴比特自己是断断不会同意这些话的。他就像他现代世界的后人一样，对这样的问题有自己的定义。“许多人的毛病在于，”他告诉他的儿子特德，“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他们看不到美国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优越性；他们以为我们只是主张一些机械技术上的进步，比方说发明了电话、飞机和无线电之类的东西——不，无线电是意大利人发明的，但这无所谓。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来说，他知道能在精神上主宰一切的因素，就是效率、扶轮国际、禁酒、民主等等，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最深刻与最真实的财富。足不出户的函授教育这个新玩意儿，也许就是另一种——另一种因素。我跟你说，特德——我们还得要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