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3/9页）

我时常在想，美国人对思想与想象力的尊重日益匮乏，而其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贫富的差距不只反映在总裁们和他们的员工之间的收入鸿沟上，而且反映在教育的高昂费用上，公立与私立学校不可思议的分化让政策制定者所有文采斐然的演讲都变得更加阴险和虚伪，反正他们大多数人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了，正如他们自己享受着人民公仆这份工作的利益和特权一样。那些能交得起私立学校学费的人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教室里失去接触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机会：他们如今是更受佑护的，不用去承受效率教条，而后者一直在彻底地重新制订公立学校的课程表。

有人说，美国的学生在阅读和数学上都落后了；在一次次的考试中，他们的成绩比大多数的欧洲学生都低（他们处于立陶宛的水平），而一次又一次，考的都是答案，没有人试着调动他们的好奇心——这种方法枯燥且粗暴，它只能造成惨淡的结果。因此只能从不需要测验的“软”科目里省资源。音乐老师不是被开除就是被替换下来；艺术课悄悄地从课程表上撤掉了；历史被简化、做道德评判，别想学到、记住任何史实；学生们不再阅读短篇、诗歌和小说，对他们的阅读要求是火车时刻表和环保局报告，后者的术语甚至都可以让最坚定的环保人士打瞌睡。

不断侵袭美国的不只是经济或政治危机；更深层的危机正在这片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蔓延——一种唯利是图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它鲜少关心真正的人类幸福，它对于想象力与思想不屑一顾，而对知识的热情则被其归为无关痛痒的东西。媒体与政策制定者的叫嚣姿态促成了一种拳击赛般的心理状态，而我们——公民，成了观众，我们的情绪与感觉在一种类似肾上腺素上升的状态下必然会一直很兴奋，这把我们变成了对比赛上瘾的被动的围观者。

在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马克·扎克伯格出于一片好心提出建议，科学家也应该享有名人的待遇，并提到，爱因斯坦在他的时代就是如此。“名人”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象爱因斯坦兀自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眼睛不看镜头，想象他是一个完美的心不在焉的天才，发型蓬乱，脚踩凉鞋。但是爱因斯坦善于表达且博览群书，他是古典音乐爱好者，也恰是他说：“我足以做个艺术家，去凭借自己的想象自由涂鸦。想象力比知识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囊括了世界。”

而事实上，科学家并不需要成为名人。他们需要的是对他们事业的尊重和支持，他们所做的或许并不能赚钱，但对人类知识非常重要，因而对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一个人能为科学家和艺术家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不再决意将他们分出个高下，记住一位伟大的作家和科学家纳博科夫说的话，他曾建议他的学生：“你需要科学家的激情和诗人的精准。”

有一种看法是，激情和想象力是多余的，人文学科是派不上实践或实际用场的，或者它根本就没有意义，因此它应该服从其他更加“有用”的学科，我反对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想象的学问是实用的：它帮助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做决定的能力。无论我们是政治家、教育者，还是从商者，这种见识或是这种见识的缺乏，都影响了我们。如果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想象和思想真的都是次要的、都是一种奢侈，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有什么能让它的公民忠诚如一或者心系国家幸福，而不只顾自己的自私追求？我会说，想象的学问，从一种相当实际的角度来说，对于一个民主社会的形成、它的愿景和它的未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民主理想的存续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某个时刻，这种状况变成了我的一种困扰，而我开始觉得，美国梦的理想和精神方面的消亡与它的物质方面之间必定有一些联系。我开始收集关于人文学科状况的新闻报道和数据，以及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流动和所有美国梦的物质方面的组成部分的文章。这些从报纸、杂志、网络文章打印件上剪下来的纸片，跟诗歌、小说、传记和历史作品一起，渐渐堆满了我的办公室和家里。我开始阅读关于教育的博客和关于网络或经济状况的书，引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5]和杰伦·拉尼尔[16]来吓唬我的朋友。我在笔记本上抄下政策制定者们和媒体权威们的表述。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录的许多节目——公共广播公司（PBS）、《60分钟》、乔恩·斯图尔特[17]、斯蒂芬·科尔伯特[18]——让他没什么空间录球赛了。曾经我从不注意的词汇，以及如“收入不均”和“向上流动”这样的短语，现在频频出现在我的笔记上。我照着学生时代做的那样，把一些句子贴在一张纸上，然后用红笔在下面写“美国梦？”，后来，我又加上这样的话：“我们看待小说的方式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定义自我的方式，想象作品是煤矿中的金丝雀，它是一个衡量指标，通过它我们可以评估社会其余部分的健康状况。”

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当前的状况，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许多梦想都已实现了。如今的美国比起四十年前要远为兼容并包，那时我还是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学生。技术打开了许多种不同的视野，它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把我们与世界连接起来，大范围地创造了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在伊朗，技术让反对神权统治者及其压制性手段的学生和各个年龄层的人们得以找到一种不能被审查的表达途径，形成一个拥有相同理想与热情的共同体。

从某些方面来说，当前的危机是存在于美国民主之核心的一种固有矛盾，托克维尔早就十分明智地这样预言过。美国对新奇的渴望和对束缚与传统的彻底抗拒，带来的既有了不起的创新——实现平等与富有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也有从众和自满，这是一种物质主义，它带来的是人们从公共和社会领域的彻底退出，以及对思想与反思的摒弃。在这个过渡时期，提出新问题，不仅明确自己是谁，而且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为此而变得更加紧迫。

对拉明来说，“自由”和“个人权利”并不仅是两个词语。他曾以具体的方式体验过失去它们的感觉，他曾被迫只能秘密地读书、听音乐、跳舞和牵女朋友的手，像个罪犯一样，当越界行为被发现时，他也像个罪犯一样受到惩罚——在此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被拷打折磨。他在出了艾米莉·狄金森和拉尔夫·埃里森的国家发现了一种对思想与想象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他如何能理解这种态度呢？他如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失去了一个祖国和一份生活，来到这片土地寻找他们在家乡时不被给予的难得易逝的自由，对他来说，想象和思想并不是附属品。对于留存我们的身份，对于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些使我们人类拥有生活之权利的东西，想象和思想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那些未来公民或准公民想要赞美美国的慷慨、歌颂它赠予的选择和自由的时候，他们也通常比那些生于此地的人更忧虑：如今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应得的东西正在被悄无声息地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