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5/21页）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停一停，”我对西尔维娅说，“让我跟他谈谈。”

“我们在赶飞机。”她告诉我。

既然她明显地下定决心要把我当场从他身边赶走，我只好说（同时依然跟着轮椅往前走）：“科尔曼·西尔克是我的朋友。他没有把车开出路面。他不可能那样做。没有迹象。他的车是被撞出去的。我知道谁应当对你女儿的死负责。不是科尔曼·西尔克。”

“别推了。西尔维娅，停一会儿。”

“不，”她说，“真是疯了。真是受够了。”

“是她的前夫，”我对他说，“是法利。”

“不，”他有气无力地说，仿佛我用子弹射中了他，“不——不。”

“先生！”她停了下来，对，但那只没有抓紧轮椅的手却伸出来一把揪住了我上衣的前襟。她是个矮小、年轻的菲律宾女人，有着一张小小的绝不饶人的浅褐色面孔，我可以从她无畏的黑色眼睛的决心里看出人间事务的纷乱决不允许稍稍接近由她保护的一切。

“你能不能停一会儿?”我问她，“我们难道不可以到那边草地上坐下来聊聊吗?”

“这人身体不好。你正在耗费一个重病人的力气。”

“但你们有一本属于福妮雅的日记。”

“没有。”

“你们有一把属于福妮雅的枪。”

“先生，走开。先生，别烦他，我在警告你！”她说着就动手推我——用那只原来抓住我茄克前襟的手，猛地将我推开。

“她有枪，”我说，“是为了防止法利攻击她。”

她尖刻地回答道：“可怜的东西。”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跟着他们拐过街角走到旅馆外的门廊。福妮雅的父亲此刻已经毫不避讳地哭泣着。

当她转身发现我还在那儿时，便说：“你坏事干得够多了。滚，不然我叫警察了。”在这个小个子身上潜藏着一股残暴的力量。我明白了：要维系他的生命似乎非如此不可。

“别毁了那本日记，”我对她说，“里头有记录……”

“脏东西！有脏东西的记录！”

“西尔，西尔维娅——”

“他们所有的人，她，她弟弟，母亲，继父——整个一窝，践踏了这个人的一生。他们抢他的钱。他们欺骗他。他们羞辱他。他女儿是个罪犯。十六岁怀孕生孩子——她把孩子撂在孤儿院。她父亲本可以领养那孩子。她是个众所周知的婊子。枪支、男人、毒品、污秽和性。他给她的钱——她用那钱做了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对孤儿院的事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任何关于钱的事。”

“毒品！她偷钱买毒品！”

“我对那也一无所知。”

“全家——脏东西！发发善心吧，求你！”

我转向他。“我想让犯下这两宗命案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科尔曼·西尔克没有伤害她。没有杀害她。我请求只和你谈一分钟。”

“让他，西尔维娅……”

“不行！再不让任何人！你让他们让得够了！”

门廊里开始有人聚拢来围观，还有人从楼上窗户望下看。也许他们是在人世弥留之际，出门观赏秋日所剩无几的灿烂。也许他们是雅典娜校友，一年到头都会有一小群中年及老年毕业生，参观市镇，察看什么消失了，什么留下了，回忆着在这些街道上在一千九百多少年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件哪怕是不足为外人称道的最好、最美的事情。也许他们是镇上的观光客，来看看修缮后的殖民时代的居屋，那种居屋沿沃德街两边几乎延伸一英里长，雅典娜历史协会认为，即使不如塞伦市的居屋堂皇，却也绝不亚于有七座阁楼的房子西面州里的任何一幢。这些人来到学院招待所装潢讲究、具有时代特征的卧室入眠并非是为了被他们窗户下的一场叫嚷比赛吵醒的。在一个犹如南沃德街这般风景入画的地方，在一个如同今天这样晴朗的日子里，爆发这样的一场战斗——一个残疾人大声哭泣，一个体格瘦小的亚裔女子尖声叫嚷，一个从外表看很可能曾是大学教授的男人正在说着显然让那两人惊恐不已的话——肯定比在一座大城市中的交通要道口所爆发的战斗更加令人惊惧，更加令人憎恶。

“如果我能看到那本日记……”

“不存在任何日记。”她说。此刻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将他推上台阶边的坡道，进入大门，消失在旅店里。

返回波林餐馆，我叫了杯咖啡，在一张侍者为我从收款机下的抽屉里找出的白纸上，写下这封信：

我是那个在福妮雅葬礼后的那天上午在市镇街的餐馆附近找你讲话的人。我住在雅典娜郊外一条土路边，离已故的科尔曼·西尔克的家只有几英里远。我已向你解释过，他是我的朋友。通过科尔曼，我和你女儿见过几次面。我有时听他谈起她。他们的恋情是热烈的，但其中并无暴力。他主要扮演着她的情人，但同时也懂得如何做个朋友和老师。如果她要求关怀，我不相信会遭到拒绝。无论她可能吸纳科尔曼的什么精神都不会毒害她的生活。

我不知道你在雅典娜听到多少围绕着他们以及车祸的恶意的谣传。我希望一个也没有。然而，却有一件使上述一切的愚昧相形见绌的、与正义相关的事情亟待解决。两条人命遭到谋杀。我知道谁是凶手。我没有目睹这场谋杀，但我知道发生过命案。对此我绝对肯定。但如果我要警察局或律师认真对待我的意见，就必须有证据。倘若你掌握着披露福妮雅在最近几个月或甚至回溯到她嫁给法利的时期的思想状况的任何东西，我请求你不要销毁。我想到的是你可能在以往的年月里陆续收到的她的来信，还有她死后在她房间里找到的、由萨丽和佩格转交到你手中的东西。

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下……

我就写了这么多。我打算等他们走后，给学院招待所打电话，编造个什么故事，从总台接待员那儿套出那人的姓名和地址，然后当晚寄出我的信。我会到萨丽和佩格那儿去要地址，如果我从旅馆里搞不到的话。但事实上这两件事我都不会去做。无论福妮雅在她房间里留下了什么，都已经被西尔维娅扔掉或销毁了——我的信在抵达目的地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那个一心一意不让过去的事情进一步折磨他的小个子，绝不会允许她与我面对面时所反对的东西进入他家的四面墙壁。况且，她的方针是不容我置疑的。如果痛苦在那家庭中犹如疾病似的蔓延，也就别无它法，只好贴上一个我小时候常见的挂在患了传染病的家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隔离”二字，或者给尚未感染的人看的只是一个大大的黑体“隔”字，小个子西尔维娅便是那个不祥的“隔”字，而我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办法绕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