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2/3页）

我一直非常喜欢盖尔表姐，她是布兰顿家的外孙辈。盖尔的生活代表了美国梦的实现：一座美丽的寓所，3个很棒的孩子，一段幸福的婚姻，一身高尚谦恭的风度。除了布兰顿阿嬷在我们小辈眼里是宛如神一样的存在之外，我还没听说有谁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人”。而盖尔名副其实。

盖尔现在过着童话般美好的生活，我曾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家庭非常美好。怎么会有人那么好呢，我想，尤其是那些遭受过真正的逆境的人。但盖尔是布兰顿家的，骨子里是个乡下人，我早该明白没有一个乡下人的成长过程中不会遭遇几次重大挫折。她的家庭生活的确给她带来一些负担。她11岁的时候父亲离家出走，17岁的时候高中毕业准备上迈阿密大学，但是遇到了难题：“母亲说我不能上大学，除非我和男朋友分手。于是在高中毕业那天我搬了出去，到了8月，我就怀孕了。”

她的生活几乎立刻天翻地覆。她宣布她的黑人小孩要加入这个家族的时候，家人种族歧视的情绪爆发了。他们争吵不断，有一天盖尔发现自己没有家了。“我和亲人失去了联系，”盖尔告诉我，“母亲说她再也不想听到我的名字。”

她当时那么小，又没有家人的支持，所以不出意外她的婚姻很快终结了。但盖尔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她不只是失去了家人，还担负了照顾小女儿的重任。“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的身份变成了母亲。我可能会变成嬉皮士，但我有自己的原则——不吸毒，不酗酒，不会让福利机构因为我的堕落而把孩子带走。”

所以当时盖尔是这样的：未成年单亲母亲，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很多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崩溃，但坚忍的乡下人会挺过去。“父亲不在身边，”盖尔回忆道，“很多年都不在，我也不跟母亲说话。但我记得他们教给我的一个道理——有志者事竟成。我想要我的孩子，我想要重新开始。最后我真的做到了。”她在当地一家电话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路向上，甚至回去读了大学。她再婚之时已经如日中天了。她和第二任丈夫阿伦（Allan）那童话般美满的婚姻只不过是锦上添花。

盖尔的事迹在我成长过程中时常有所回响。年少的时候听到这些故事，觉得他们太惨了，有时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有时候不是。他们四处碰壁，许多人不得不屈从：坏则沦为罪犯或早早死去，好则家庭不和或只能依赖社会救济。但也有一些人挺过来了，比如简·雷克斯，挨过阿嬷去世之痛成长起来的琳赛，离开家暴丈夫重新站起来的莉姨。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从痛苦经历中受益。他们都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家人，然后他们从朋友、亲戚或职业导师身上学到事在人为的道理。

我开始思考如何帮助美国工人阶级获得成功后不久，拉吉·切迪等经济学家发表了一项关于美国的机遇的开创性研究。不出意料，他们发现穷孩子凭借自己的才能高升的概率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他们计算得出，许多欧洲国家人民实现梦想要比美国人更容易一些。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机会在全美国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犹他、俄克拉荷马、马萨诸塞等地，实现梦想的概率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或更高。只是在南部，铁锈地带、阿巴拉契亚，那里的穷孩子真的在苦苦挣扎。他们的发现震惊了许多人，但我没有，因为凡是在那些地方待过的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切迪及合作者在一篇论文中通过分析数据点明了机会地理分布不均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单亲家庭多，二是收入隔离现象普遍[1]。要是成长过程中身边都是单亲母亲、单亲父亲，大多数邻居都是穷人，机会肯定减少。这意味着除非有阿嬷和阿公那样的人帮助你坚持到底，否则可能真的挺不过去；意味着没人给你示范努力读书的结果是什么；意味着那些帮助我获得幸福的人，琳赛、盖尔、简·雷克斯、莉姨可能都不会存在。所以我并不惊讶犹他州摩门教徒（Mormon Utah）由于信仰坚定、社区团结、家庭完整，所以在实现梦想方面完胜“铁锈地带”的俄亥俄人。

我认为这些是从我生活中吸取的政策教训，我们可以因此做出改变。我们可以调整社会服务体系对待像我家那样的家庭的方式。还记得12岁的时候我看着母亲被一辆警车拖走。我之前就看过她被抓，但我知道这次不一样。我们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体制中，必须面对来访的社工，必须进行家庭咨询。出庭日期像断头台上的刀一样悬在我的头上。

表面上看，那些社工是来保护我的，然而我很早就看出来他们其实是在帮倒忙。我说我和外祖父母一起住了很久，希望继续和他们住下去，但那些社工回答说法庭不会批准这样的安排。法律眼里，我的阿嬷是未经培训、没有执照的看护人。如果法院判决母亲不再当我的监护人，我很有可能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从此没法得到阿嬷的照顾。一想到要和我爱的人、我喜欢的东西分开，我就非常害怕。所以我告诉那些社工一切都很好，希望法院听证不会让我失去家人。

我如愿以偿——母亲没进监狱，我也能和阿嬷待在一起了。法院的安排比较随意：我愿意的话可以和母亲住，不愿意的话也随时能去阿嬷家。执行起来也完全不拘礼节：阿嬷会杀了任何想要把我从她身边带走的人。对我们来说这样行得通，因为阿嬷激动起来全家都怕她。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有一个疯狂的乡下人做后盾。对许多孩子来说，托儿服务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要是连这也不行，那他们的生活基本没有什么保障了。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法律是如何定义家庭的。像我家那样的，以及像黑人和拉丁裔人的家庭那样的，外祖父母、表亲、堂亲、叔叔阿姨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托儿服务却忽略了这些人，我的案例就是明证。一些州要求有看护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就像护士、医生那样）才能收养儿童，就算祖母或其他亲密的家人要收养，也得有这种执照。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社会服务体系不是为乡下人的家庭设立的，所以通常这会让情况雪上加霜。

我希望我可以说这是个小问题，但事实相反。在一给定年份中，64万名儿童——大多数是穷人——至少会被收养一段时间。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孩子受到虐待或忽视，但是没被领养，这样算来，这个问题就像流行病一样可怕，而当前的政策又使之加剧恶化。

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这样的儿童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我人生的最重要的教训不是社会没能给我提供机会，我上了小学、中学已经足够了，我的老师也都尽他们所能帮助我。我的高中在俄亥俄所有学校里面排名垫底，但主要是因为生源质量差，而不是师资力量弱。读大学的时候幸亏有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和政府补贴的低息学生贷款才付得起学费，读耶鲁法学院的时候也是靠着助学金，我从没吃不上饭，这也多亏了阿嬷把她的养老金分给我。尽管政府的这些福利项目远非尽善尽美，但让我差点濒临崩溃的原因却差不多完全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