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3/3页）

这不是我引以为豪的时刻，但是这一刻突显了快速向上流动所引发的社会内部矛盾：我向一个陌生人撒了谎，以免感觉自己像个背叛者。从这件事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我已经提到过的：文化隔阂的一个后果是，认为成功的常规衡量标准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所不应达到的。阿嬷总是劝我摒弃这种想法，她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另一个教训是，不仅是我们自己这个群体在强化这种局外人的态度，而且我们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遇到的人、去的地方也在强化这种态度，比如那个说耶鲁法学院不应录取非名牌大学学生的教授。无法量化这些态度如何影响着工人阶级，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仅更难爬上经济阶梯，还更容易在爬到顶后再掉下来，我觉得他们在抛却原有身份时感到的不安也至少稍微有些影响。而上层阶级要促进社会向上流动，除了推行明智的公共政策之外，还要打开上层人士的心胸，让他们接受不太有归属感的新来人。

虽然我们赞颂着社会流动，但它也有弊端。这个术语显然暗示了一种动态过程——去往理论上更好的生活，的确是这样，但同时也让人离开了一些东西。而且你不能一直控制你已经离开了的那个原先的生活。在过去几年，我在巴拿马和英格兰度过假。我在昂贵的有机食品超市买过东西。我听过管弦乐音乐会。我试过摆脱对“精制加工糖”（refined processed sugars，这个术语里至少有一个词是多余的）的瘾。我也担心过自己家人和朋友的种族偏见。

这些事情本身都不坏。事实上，大都是好事——去英格兰是我儿时的梦想；少吃点糖对身体好。同时，这些事件告诉我，社会流动不只是财富多寡等经济学问题，还关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穷人相比，有钱有权的人除了钱和权，还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准则。当你从工人阶级流动到专业人士阶层，那么几乎你以前生活中的一切往好里说是不时尚，往坏里说就是不健康。对于这一点我感触最深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耶鲁的一个朋友去老乡村店（Cracker Barrel）吃饭。小时候，去这家店吃饭是最高的用餐享受，因为这是阿嬷和我最喜欢的餐厅。而和耶鲁的朋友在一起，它就成了一家脏兮兮、油腻腻的破店。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马上选择过现在这样的生活，即使有点不适应也没关系。但当我意识到在这个新世界里自己是个文化异客，我开始认真思索那些少年时候就困扰我的问题：为什么除了我以外其他高中同学一个也没考上常春藤名牌学校？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精英群体中少得可怜？为什么家庭矛盾在像我那样的家庭里如此普遍？为什么我会觉得耶鲁、哈佛这样的地方遥不可及？为什么同样是成功人士，感受会如此不同？

[1] 引自一本儿童读物。所有奇怪的、不被接受的玩具都会被流放到这座岛，但岛上的玩具都自认非常特别。

[2] 小说《绿野仙踪》中一个虚构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