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2/4页）

我是不是太过拼命了？当然。我缺乏睡眠，饮酒过量，顿顿都吃塔可钟快餐。一次我病了一周，我以为只是重感冒而已，但医生说我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我没听他的，继续那样拼命，把感冒药当作治百病的神药。一周后，我的尿呈现恶心的棕色，我的体温达到了43℃。我想也许应该照顾一下自己了，于是我吞了一些退烧药，喝了几瓶啤酒，睡了过去。

母亲听说这事后立即开车到哥伦布，把我带到急诊室。她并不是个完美的母亲，也不是执业护士，但她很自豪她能全程指导我们与医疗系统的每一次交锋。她很会问问题，受不了医生说话绕弯子，并确保我得到所需的照顾。整整两天我都在医院，医生用了五袋生理盐水来给我补充水分，发现我除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外还感染了葡萄球菌，所以我才病得如此严重。后来医生告诉母亲我可以出院了，于是她用轮椅推着我出去，带我回家休养。

我的病又持续了几周，幸好这正值大学春夏学期之间的休假。我待在米德尔敦，交替地住在莉姨和母亲家，她们俩都尽心尽力照顾我。那段时间在米德尔敦，我第一次在阿嬷去世后真正经历矛盾的情感需求。我不想伤害母亲的感受，但过去已经在我俩之间划下永远不会消失的裂痕。我从没直面过这些需要，也从没告诉母亲无论她多好多会照顾人，无论她在我生病时多么尽责，我在她身边都会不自在。

住在她那儿，免不了跟她的第五任丈夫说话，他是个好人但却对我来说是个永远都不会有任何重要性的陌生人，我只当他是母亲家的家庭主夫，今后也会变成她的前任；免不了看到她的那些家具，想起她和鲍勃父亲吵架的时候我躲在家具后面的日子；也免不了纠结于她怎么会如此反复无常——这个在医院安静地坐在我的病床边好几天的女人竟是个瘾君子，一个月后还会对家人撒谎骗钱。

我知道自己与莉姨日渐亲密伤害了母亲的感情。她总是说起这事。“你妈是我，又不是她。”她翻来覆去地说。时至今日，我时常想如果我小时候也有现在长大后这样的勇气，那么母亲可能会变好。吸毒成瘾者在经历情感挣扎时最脆弱，而且我知道我至少能让她少消沉几次。但我现在再也不能这么做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变了，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也许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假装跟她在一起很自在了。

病了几周痊愈后，我感觉良好，可以回哥伦布上学了。我瘦了一大圈——4周内减了20磅，除此之外都感觉很好。由于欠下一堆医药费账单，我找了第三份工作（在普林斯顿评论做SAT导师），一小时可以赚18美元，真棒。做三份工作我吃不消，所以我放弃了我最喜欢的那份——在俄亥俄州参议院的工作——因为挣得最少。我需要的是钱以及钱所提供的经济自由，而不是值得去做的工作。至于后者，我告诉自己以后会得到的。

我离开俄亥俄州参议院前不久，那里正在辩论一项会极大控制发薪日贷款的措施。我那个议员反对这个议案（他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之一），虽然他从没解释过为什么反对，我倾向于认为他和我有某些共同点。那些支持的议员和其他政客没有认识到发薪日贷款商在像我一样的人参与的地下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来说，发薪日贷款商是掠食的鲨鱼，他们放高利贷，收取巨额支票兑现费，这种人越快消灭掉越好。

但对我而言，发薪日贷款商可以解决重要的财务问题。我的信用很糟，因为一系列糟糕的财政决定（一些不是我的错，但大部分都是），所以办信用卡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我想带一个女孩出去吃饭或需要买一本书来学习却在银行没有现钱，那么留给我的选择很少。（我可以问叔叔阿姨要，但我急切渴望自力更生。）

一个周五的早上，我交了一张房租支票，我知道如果我再拖一天，就要交50美元的滞纳金。我的存款不够，但那天会发工资，这样我就可以下班后把工资存到银行里用来兑现了。然而，在参议院忙了一天后，我走之前却忘了拿工资。我到家才意识到犯了错，而议会大厦的员工也早已离开度周末去了。那天，幸亏一个利息几美元的三天的发薪日贷款，我才得以逃过高额滞纳金。那些质疑发薪日贷款的益处的立法官员并没有考虑类似这样的情况。从这件事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那就是，有权人有时候想做一些事情帮助像我一样的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需求。

大学第二年开学那天跟第一年很像，天气也是风和日丽，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有了新工作，我更忙了，但我并不在意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真正在意的是我以24岁的大龄还只刚读大二，这令我十分苦恼。但是四年海军陆战队的经历带给我的不仅是和其他同学的年龄差距，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不同。在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学术研讨上，我听着一个留着难看胡子的19岁同学对伊拉克战争大放厥词。他说那些当兵打仗的都是比那些上大学的（比如他）笨的人，这一点体现在士兵任意屠杀侮辱伊拉克平民上。

客观地说，这真是可怕的观点——我那些海军陆战队的朋友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战争的看法都合情合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我们的总司令乔治·布什，而且觉得我们牺牲太多换来的收获却太少。没有一个人如此口吐狂言过。

这个同学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我想起我们当时一直在进行尊重伊拉克文化的培训——永远不要露出脚底，跟穿着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女性交谈前必须先跟其男性亲属说话。我想起我们给伊拉克投票站员工提供安保服务，并孜孜不倦地向他们解释其任务有多么重要，却从来没有把我们的政见强加给他们。我想起听一个伊拉克年轻人（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准确无误地说唱出美国歌手50美分（50 Cent）的歌曲In Da Club中的每一个字，我们和他还有他朋友们开怀大笑。我想起我的朋友浑身重度烧伤，“侥幸”挺过了加伊姆（Al-Qaim）地区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现在，竟然有个留着参差不齐的胡子的蠢蛋告诉全班我们这些士兵以杀人为乐。

我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只希望越早毕业越好。我遇到了一个辅导员，向他说明了我想要提前离开的计划——我暑假也要上课，而且有几个学期的全日制课时量还要翻倍。即使以我的高标准来看，接下来也是非常紧张的一年。在一个异常艰难的二月，我坐下来看着日历，数着我能睡4小时以上的天数是39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