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普莱斯（第2/3页）

我们徒步走了两天，粒米未进。入夜之后，我们就蜷缩在树林的边缘，用棕榈叶盖在身上，以免被士兵发现。第二天深夜，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了我们身边。有个人冷不丁地把我们扔进了后车厢，我们就这样落在了膝盖、头盔和步枪中间。毫无疑问，士兵们原本是打算伤害我们的，而我浑然不觉。但母亲毛玻璃似的眼睛唬住了他们。显然，她已恶灵附体，要是这些人不想被恶灵入侵，就最好别来碰她，或我。尤其是我。所以，他们始终与我们俩保持着距离。我们沉默着，挤在卡车后部一路颠簸而去，途经几十处军事路障，最后被交给了比利时大使馆。大使馆接收了我们，等着有人想出法子该拿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医务室里待了十九天，吞下了各种各样特制的毒药，因为我们的肠子里有寄生虫，脚上、前臂上则生长着真菌，还患了比普通程度更厉害的疟疾。

后来，我们坐上了一架医院的飞机，机上全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和患病的白人。我们就这样被运走了。飞机轰鸣着穿越漫长的黑夜，我们在黑夜中睡得像死人一般。当嗡嗡声戛然而止，我们便坐起身，像被吵醒的僵尸一般眨着眼睛。圆形的窗户外透进亮光。机身呻吟着打开来，我们就这样倏然间被投递到了佐治亚州本宁堡和煦的春日空气之中。

要描述返回时的震惊之情已不可能。我只记得我呆站了相当长的时间，紧盯着干净利落的水泥路缘石上漆得颇为整洁的黄线。那么黄，那么直。我久久地思考着人类的工业——油漆、装载水泥的卡车和浇筑混凝土的模子，所有注入那一道路缘石的资源。为了什么呢？我很难想清楚答案。为了不让车停在那儿吗？是因为有太多的车，美国才必须被分割成有车的地方和没车的地方吗？是一直如此，还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们和电话、新款鞋子、半导体收音机及玻璃纸包装的西红柿一起大规模繁殖了呢？

然后，我又盯着交通灯看了一会儿，它被电线精心悬在十字路口上方。我不敢去看那些车子，因为我的大脑会被斑斓繁复的色彩和协调一致的金属运动搞得咆哮嘶吼起来。一阵中性味道的空气自我身后的开放式建筑那儿刮来，随之而来的还有荧光灯高频的嗡鸣声。即便我身在室外，仍有种特别的幽囚感。一本被丢弃的杂志躺在街边，干净得无法想象。一缕微风替我轻柔地翻动着，一页一页：一个头巾裹得一丝不苟的白人母亲，身边是一台硕大无朋的白色干衣机、一个肥胖的白人孩子和堆成小山的亮白衣服——我觉得那堆衣服多到足够让整个村子的人穿；下一页，一男一女中间拥了面邦联旗站在一片修饬平整的宽阔草坪上，身后拉长的影子有一棵倒下的树那么长；另一页，是一名着黑裙、戴珠子、留着红色长指甲的金发女子，正俯身于一张洁白的桌布之上，凑向一杯葡萄酒；再一页，一个穿着各式新衣的孩子，搂着个过于整洁的洋娃娃，让人觉得那洋娃娃并不属于她；又一页，一个穿大衣、戴帽子的女人举着一束菱形图案的多色短袜。这世界似乎既拥挤又空旷，了无气味，极端明亮。我继续盯着交通灯，红色的光芒闪烁着。突然，一支绿色箭头跳将出来，指向左侧。一排车子犹如听话的动物全都往左驶去。我爆发出一阵大笑。

与此同时，母亲已经往前走去。她神思恍惚地走向付费电话亭。我匆忙赶了上去，有点难为情，因为她直接插到了排着长队等着给家里打电话的大兵队伍的前头。她要求其中一人给我们换出足够给密西西比打电话的零钱，两个男孩慌忙地照做无误，让人以为母亲就是他们的指挥官。陌生的美国硬币拿在手里显得很轻。我把钱递给母亲，她拨给了几个远房表亲，他们几乎立刻就答应来接我们，虽然母亲和他们差不多已有十年没通过音信了。她仍旧记得那个电话号码。

说出全部真相，但别太直接 。我们家还剩下什么秘密没说呢？我最好还是闭嘴为妙，直到心里有底再说吧。你看，我还以为很久以前就尘埃落定了呢。我唱给上帝的圣歌：恶狗，狗妓！我唱给爱的颂歌：爱眼没眼爱。哦，倒着看，顺着看，我都了若指掌。在刚果那个蚂蚁成群而来的漫漫长夜里，我学会了力量是如何平衡的：门板上的捶打；黑暗中的推搡；双脚的烧灼；最后，艾达拖曳着她的身体踩着那永恒的调子，左……后 。跑出来，跑入月光下，地面燃烧着，母亲似根深本固的树木般纹丝不动地站在风暴的中央。母亲盯着我，怀里搂着露丝·梅，来来去去掂量着我们俩的分量。完整无缺的甜蜜孩儿一头金色卷发，双腿健壮、完美、匀称，黢黑的哑巴少女拖曳着僵硬、分离的半边身子。究竟选哪一个？犹豫了仅仅一秒之后，她便选择拯救完美，离开缺损者。每个人都必须选择。

我仅活于见恶之前 。我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刻活着，下一刻即死亡。我分裂的大脑就是如此感知这世界的。艾达的身子内，除了纯粹的爱和纯粹的恨，容不得任何东西。这样的人生让人心满意足，毫不复杂。但自那以后，我的人生变得艰难多了。因为后来，她选择了我。最终，她只能带一个活着的孩子离开非洲，而我就成了那个孩子。她是否会宁愿选择露丝·梅呢？我是否只是个安慰奖？她看着我时，是否会心怀鄙视，想起自己所受的损失呢？我活着是否仅仅因为露丝·梅死了？我还能说出什么样的真相呢？

近来，我查了查天父的历史。一只旧箱子里塞满了他的东西。我得找出他退伍的文件，这样能使我在学费上得到些好处。我找到的资料超出了我的预期。他的奖章并非如我们一向所知，是军功所得。只不过是因他受伤后幸存下来而颁给他的，表彰他逃离了让所有人送死的丛林，仅此而已。他的退伍，从法律意义上看，是一份荣誉，但从非官方的角度来看，却是懦弱、罪过、耻辱的象征。牧师大人乃是战士悉数阵亡的连队里唯一的幸存者。自此以后，终其一生，那些亡魂都会在他身边，和他一道行军。难怪，他是无法两次逃离同样的丛林的。母亲对我讲了故事的一部分，而我推测出了余下的。命运判定天父用他的余生来偿付那些生命，他在上帝的注视下拼了命地保持这个姿态，因为上帝不会放过任何一笔债务。这个上帝让我焦虑。最近，他顺道来拜访了我。我睡着时，露丝·梅和其他许多葬在她身边的孩子都来拜访我。他们大叫道：“妈妈，我可以走吗？”母亲们手膝并用地慢慢往前爬去，想把她们孩子新坟上的尘土吃掉。猫头鹰低声哼唱着，哼唱着，滞重的空气里满是魂灵。这就是我背在歪斜的瘦脊背上从刚果带出来的东西。我们在基兰加的十七个月里，死了三十一个孩子，其中就有露丝·梅。为什么没有艾达？我想不到有什么让我免罪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