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安娜·普莱斯（第2/3页）

那些天，在我们为每天的面包伤透脑筋的那段日子，我还在灶间里放了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相片，聊以做伴。我从杂志上剪下这张照片，把它钉到揉面包用的案板上方。它已彻底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能记得他的每一个细节：细框眼镜，斑点领带，亲切的笑容，祖父般的秃脑门犹如温馨明亮的电灯泡。他看上去慈眉善目，让人心生信赖。那是来自家乡的灯塔，让我想起我们此行的目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大早，也许我正为了做早饭而拨弄着火炉，卢蒙巴逃脱了。他得到遍布刚果全境的支持者网络的秘密襄助，从利奥波德维尔逃到了我们村乃至更远的地方。当然，没有人对我说起这事。我们只是略略听说卢蒙巴有麻烦了。老实说，我们对西部正在下大雨，或许很快就会滋润我们那片干涸村庄的消息更感兴趣。结果，雨水给总理提供了庇护。利奥波德维尔前一天晚上就已成泽国。我可以想象到清冽空气那丝缎般的质感，刚果土地的气息蜷缩于苫顶的枯草之下。在浓密的雾气中，一名卫兵的香烟闪着神经质般的红光，他坐在那儿想入非非，咒骂着这寒冷，但说不定又因这雨而欢欣鼓舞——他极有可能就是农民的儿子。但不管怎么说，此刻仅他一人驻守在利奥波德维尔卢蒙巴被软禁的家宅的前门。旅行车在黑暗中急刹，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嘎吱的响声。卫兵起立，抻了抻制服，看见旅行车里全是女人。一车子上完晚班的女佣，正在回家的路上，前往城郊的棚户区。男孩脸上浮现出不耐烦的神色：他整天都在忙着国家大事，没工夫和女仆、司机瞎扯。他竖起拇指和食指，让旅行车通过。

后座的后面，总理紧贴着女仆的及膝白丝袜，蜷伏于一张毛毯之下。

一辆标致和一辆菲亚特等在街口，先后跟上了旅行车。这三辆车往东驶去，出了城。搭乘渡轮穿过宽果河后，总理就从后座后边起身，伸了伸他那细长的骨架，和妻子波利娜及小儿子罗兰在这辆属于几内亚大使馆的车内相聚。之后，车子独自前行，继续东行驶往斯坦利维尔，忠于他的人正在那儿等着欢迎他们的首领，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他定将重圆自由刚果之梦。

但路况极糟。烂泥对木薯的存活功莫大焉，对汽车而言却是滑铁卢。他们蜗行牛步地从晚上驶至拂晓，却终因爆胎而止步不前。卢蒙巴走到水沟旁已被碾平的草丛上，此刻仍是一身整洁，司机则在卖力地换轮胎。然而这番努力却使黑乎乎的潮湿路面变得愈发一团糟。当他再次发动汽车时，车子一动不动。卢蒙巴跪在烂泥里，贡献出自己的肩膀，一齐用力往前顶撑后杠。无济于事。他们绝望地陷在泥沼之中。只能等援兵。但因自由而来的狂喜仍在，他们充满了自信。在他们一行的后面，卢蒙巴的两位前内阁成员正坐着另一辆车，从利奥波德维尔赶来。

但运气太差。那两个人驶抵宽果河后，向某个一脸震惊的渔夫拼命打手势，却毫无效果。他们想让他去唤醒摆渡人。渡轮蹲伏于对岸的浅滩上，前一天晚上，卢蒙巴一行就是从那儿下船的。这两个流亡的要人均来自巴特特拉部族，在教会学校里学会了法语，却对利奥波德维尔以东、捕鱼为生的宽果部族的方言一窍不通。以前这并没有大碍；独立前，几乎没有人会去想整个刚果的地理。但此刻，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清晨，这决定了一切。河面不算宽，他们能清楚地看见渡轮，能把它指认出来。但渔夫只是盯着这两人的城里装束，他们一尘不染的双手和嘴里发出的简直令人难以理解的音节。他可以看出他们满心绝望，他给了他们鱼。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卢蒙巴一行等了大半天，直到得到一名地方官的救助，被带至布隆古。他们在那儿停留歇脚，因为卢蒙巴的妻儿已是饥肠辘辘，需要充饥。当总理等在树荫下，掸着裤子上变干的烂泥时，一个村民认出了他。很快，兴奋的人群便将他包围起来。他即兴发表了一番演说，表明非洲对自由的渴求是无法遏制的。人群中，隐藏着一个南非的雇佣兵飞行员，他有台无线电。不久，中情局站长获知卢蒙巴逃走了。刚果全境无形的无线电波飞快地散布了几个加密的词：兔子已逃。

军队在距离我们村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重新逮捕了卢蒙巴。人们麇聚于途，用棍子或神物敲打着押解他回去的士兵的钢盔。该事件通过鼓点飞速传出，传遍全省，再传及更远的地方。我们的几个邻居甚至赤着脚跑去，想去助他们被俘的领袖一臂之力。但身在那场雷霆风云之中的我们，身在那则足以轰炸我们耳膜的消息里的我们，却一无所闻。卢蒙巴被解往提斯维尔监狱，然后飞往加丹加省，最终遭残忍拷打而死，为了避免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未将他的尸体归还给他的寡妇。

波利娜和孩子们伤心欲绝，然而无骸可葬对一个刚果家庭来说更为可怕。尸身无人哀悼，灵魂就不得安息，它会在夜间飞来飞去。那几天晚上，波利娜上床时，都会恳求丈夫不要用他的喙咬啮生者。不管怎样，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认为她肯定祈求过他不要去偷取那些占据他位子的人的灵魂。尽管有她的祈祷，刚果仍落入了毫无灵魂可言的浅薄之人手中。

这件事发生十五年之后，我在亚特兰大，坐于收音机旁，听丘奇参议员及其特别委员会针对刚果召开的听证会。我的指甲紧抠着掌心，直到抠破皮肉。我当时究竟身在何方？难道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吗？八月的那场政变，我敢肯定我们一无所知。从卢蒙巴遭囚、逃跑，到重新被捕被杀害的五个月里，我又记得——什么呢？干旱天气里烧水做饭的种种艰辛；教堂里发生的一场屈辱事件；村里日益严重的纷争；当然，还有露丝·梅的病；以及和利娅的激烈争吵，因为她想和男人一起去打猎。每一天我都过得提心吊胆，我与那些以月或年为单位发生的事件完全脱离了联系。历史根本没有出现在我的脑中，直到现在，领悟才悄然而至。如今我知道，无论你有何种负担，想让自己与那些强人的命运保持距离，都是妄想。在一九六一年一月那可怕的一天，卢蒙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也是。从猫头鹰双翼上坠落的刚果甚至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也受到牵连，我们这些传递善意的信使在错误意图之海上漂泊无依。

奇怪的是，当它真的来临时，我却觉得自己好像从结婚起就一直在等着它。等着斧头下落，好让我在走开时心中不必怀有丝毫的宽恕和原谅。也许，悲剧从我婚礼那天起就开始了。甚或更早，从帐篷布道会上我初次对拿单行注目礼就开始了。陌生人邂逅，世界末日便随之铺陈开来。谁能说得清它是从何处开启的？许多年来，我都在回望那条泥泞的道路：要是那天清晨我没有让孩子们落到我的视线之外，该有多好。要是我一开始就不让拿单将我们带到基兰加，该有多好。要是浸信会没有插手让刚果人更改信仰的事务，该有多好。如果美国人及其之前的比利时人并未沾满非洲人的鲜血、攫取他们的财富，又将如何呢？如果白人的世界和刚果根本没有交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