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在颤抖 （一九一六年—一九一八年）（第2/6页）

战壕里的悲惨景象几乎鲜为人知。《马德隆之歌》，用炸死人的炸弹碎片做的戒指，代母的亲切情意，直到妓女，都在为恐怖气氛涂脂抹粉。这些妓女身穿诱人的蜂窝绉领的寡妇服装，头戴黑纱披肩，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的树阴下游荡。人们或许觉得，停战以后的电影过多地向我们展示泥泞、老鼠、虱子、黏糊糊的泥土里的遗骸、在最勇敢的同志也无法逾越的铁丝网后面的伤员的呻吟、端着刺刀刺透彼此躯体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死人，这是不恰当的。然而，我们也有直接来自后方的消息。消息是奥黛特提供的。奥黛特穿着由服装大师推荐的有点像军人的衣服，显得比以前更年轻，更漂亮。她与她的侯爵上校的爱情又燃烧起来了。她常离开拉图尔-莫布尔大道的小公寓去“前方”，而且总是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即使偶尔被一个忠于职守也可能厌恶女人的军士抓住，她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职位更高的军官进行解释。她为人大胆，在这些随时遭到炮弹轰炸的兵营里很讨人喜欢。“我来看我的朋友L上校。”她的话让人难以反驳。在无法说服对方的时候，她有时借用埃德蒙·罗斯丹戏剧中的人物罗克萨内的说法：“我来看我的情夫。”她这样如实承认，更叫人哑口无言。但是，她带回来的不是战壕里的恶臭味儿，而是时尚香水和爱情的温馨。

一些来巴黎过几天休假生活的普通士兵不会让日常图景引人反感。他们文静地坐在长凳上，穿着褪色的天蓝色军装，但刷得很干净，他们像所有休假的军人一样身无分文，而几乎心满意足地过着休假的生活。他们呼吸着温暖的空气，看着来来往往的不属于他们的美丽姑娘（我父亲时不时地塞给他们二十法郎，叫他们去音乐厅），欣赏着华丽的商店玻璃窗和咖啡馆满是鲜花的露天座。“简直就不像战争。”他们嘟嘟囔囔地说。这种嘟囔有时充满惊奇而且近乎心满意足的心情，从来没有愤愤不平，也没有什么欲望。普鲁斯特可能是惟一懂得描写这种双重性的巴黎作家，他谈论的也是这同样的问题。一切迹象表明，战争随时还会发生，一个明智的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然而，舆论必须具有足够强大的威力，才能逼使普鲁斯特把这些思考通过查路斯先生的嘴说出来。这个人物因为祖先是德国人，已经失宠，遭到鄙弃。相反，普鲁斯特担心与众不同的观点会带来危险，他只发表一些人云亦云的看法。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熟谙人类行为的人，竟把过去开酒吧的老板描写成热情的爱国者，因为这些老板在儿子牺牲之后，帮助守寡的儿媳妇照料酒吧，好像甘心躲在柜台后，至于是否取代儿子进行经营倒无所谓。儿子尽管参了军，但仍然还是经商的。按照圣卢的说法，“一战士兵”如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崇高，可以留传后世。他如今一定感到很意外。

相反，就是这同一个圣卢，在此受到了作者的小小指责，因为他受到了太好的教育，在谈到德国人时从来不用“德国佬”这种叫法，也不称德国皇帝为威廉。米歇尔也避免使用这两种说法，他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侮辱或粗俗的称谓丝毫无助于胜利的进展。

然而，我将巴黎的两年战争看得过于阴暗，也是错误的。米歇尔对我的学习过问得更少了。有一个中学的辅导教师很卖力地与我一起翻译色诺芬的作品，其中对万里大撤退过程的描写，也像战争公报一样使我感到乏味。我贪婪地阅读柏拉图的著作，当然是借助翻译本逐字逐句地读：原型、神话和对灵魂不朽的大辩论，对我来说差不多都是过眼云烟，但我并不放过，我现在已经知道，那是精心挑选的一些有关雅典生活、居住在基菲索斯河畔的苏格拉底和斐德罗以及查米德斯和红脸吕西斯常去的角力场的情节。容易获得的乐趣就是同卡米伊去买东西和做饭。我希望做得比她更好，但我们笨手笨脚的程度不相上下。我们沿着塞纳河畔大步地走来走去，有时也乘游船。米歇尔和我常常到杜伊勒利公园欣赏那里的塑像，对恺撒和斯巴达克思评论一番。在阅读柏拉图著作的同时，我也学了一些数学（“只有数学家才涉足这个领域”）。这门科学，我以后还得重学。米歇尔有失眠的毛病，当用小块木柴和《时代日报》的碎纸生一点儿可怜的取暖火熄灭的时候，他就去睡觉了。我们有时听见他在走廊里徘徊，一会儿停在厨房的楼梯口，高声对我们说不要大笑。我们的确经常笑。以前当过纺织女工的小个子女人，现在成了什么活都干的保姆，也像我一样喜欢莫里哀。茹尔丹先生和布索尼亚克先生伴着我们吃粗茶淡饭（米歇尔将盘子往桌子当中一推，什么也没说），忍受着寒冷，经历着战争。

米歇尔摆脱了克列蒙梭激进的民主主义专政制度的束缚。卡约为人聪明，但是国家栋梁的料。过去相识的马塔-哈利对米歇尔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荷兰女人而已，连舞都不会跳，但也不配去坐万塞讷监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似乎觉得自己成了可疑分子。然而，一天下午，他感到恶心。由于一贯为人善良，他请贝尔特的母亲、可怕的男爵夫人和他元配的残疾姐姐克萝迪娜到巴黎来居住。自北部省大逃难以来，她们都挤在圣瓦莱里的一家旅馆里，希望与费尔南去奥林皮亚剧场看午后的演出，米歇尔也决定陪同她们一起去。“谁知道呢？有很多人去看演出。这样，下午就可以散散心。也应该像别人那样去看演出。”我也去了。是一个星期六，演出厅里坐满了观众。我想，我们看到的都是平常的节目。有骑自行车表演的小丑，将自行车拆散，摇摇晃晃地骑着一只轮子。女歌唱家倒了嗓子，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激昂（影射“我们的小士兵”没什么害处）。明星最后出场了。他是一个典型的巴黎歌唱家，经过化装，面色苍白，挥着一杆连发式步枪，装扮成战斗飞行员，扮演着一个“打落”敌人飞行员的坚强英雄人物的角色。可以说是一场南盖塞尔与李希霍芬之战。

“下台吧！请您下台吧！”

“砰！打中啦！”

观众一阵欢笑，一阵鼓掌。米歇尔突然站了起来，把手搭在费尔南的肩膀上说了些什么，很有礼貌地请五六个正在看得高兴的观众让道走出了演出厅。我也跟在他后面走了出来。外面正下着雪，浅灰色的雪花一落到地上就化成了泥水。到了大道上，米歇尔浑身发抖，想拦住一辆正往前走的马车。但车夫已经干完了一天的活，一心想赶快回家。我想他的马也是如此。米歇尔抓着马缰绳，大声告诉车夫，付给他双倍车钱。车夫可能没有听见，挥手往马身上就是一鞭。我们继续步行着往前走。我们两个人都说，在根本无法进入的柏林的某个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个装扮成德国飞行员的流氓做着同样滑稽的表演，但是有许多天，这种做法并不能给人以宽慰。我拉着米歇尔的手小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