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阶级（第5/9页）
在印度的阶级体制中，稍稍逸轨，出外冒点儿险是被容许的，但阶级意识早已根深蒂固，没有一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它就像一种肉体的渴望：商场大亨一天到晚窝在他那间狭小简陋的办公室，舍不得离开；崛起中的年轻企业家，依旧睡在人行道上；出身婆罗门阶级的皮件制造商，不让儿女介入这个行业，以免遭受污染。西方新世界输入的现代商业机制（股票买卖、电报、劳资关系、广告等等），表面上看起来跟印度社会格格不入，但实际上，这些玩意儿全都已经被吸纳进阶级制度中，与之融为一体。很少印度人能够置身于阶级体制之外。马立克和马贺楚是例外。对印度社会所能提供的、所能容忍的那种冒险，他们不感兴趣，但他们的愿望和野心，却不能见容于印度社会，因为它会带来纷扰不安，破坏社会的稳定。排斥阶级标志（服装、食物和职业）就等于排斥阶级制度本身，结果，马立克和马贺楚发现，他们被这个社会遗弃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他们竟然寻找积极进取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式的冒险，难怪会到处碰壁。
“不义的混乱一旦在社会蔓延开来，女人就会犯罪，变得不贞洁。女人一旦失贞，克里须那啊，种姓就会混淆，社会就会紊乱。”这句话也是出自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但你大可不必担心，即使在今天的印度，也不可能发生种姓混淆，社会紊乱的现象，更不可能让老百姓恣意越轨，冒险犯难，尽管每个星期天早晨，老旧的英国俱乐部都会举行宾果游戏，尽管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英国八卦报纸《每日镜报》黄色首版的海外版（身穿莎丽装的印度女士伸出玉指，争相购阅）和《女性杂志》的亮丽封面（上街购物的美艳少妇，把它当作阶级标志搂在怀里，身后跟着手挽菜篮，亦步亦趋的用人）。尽管在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夜总会，你可以听到乐队弹奏哀伤的乐曲，英印混血女歌手握着麦克风，演唱哀伤的歌谣，看客们说着过时的英国俚语，高声谈笑：“哦，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扔到那儿去吧。”“哟，我的妈呀！”在这种场所大伙儿都使用英国名字：邦迪（Bunty）、安迪（Andy）、弗雷迪（Freddy）、吉米（Jimmy）和邦尼（Bunny）。这些人可都是真实的。他们身上的装扮（外衣、领带和领子）和他们嘴里的英语，使他们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像极了英国的邦迪、安迪和弗雷迪。但那只是表面而已。实际上，安迪是安南德（Anand），丹尼（Danny）是丹德华（Dhandeva）——这都是典型的印度名字。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将来他们子女的婚姻也得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生命中遭遇任何疑难，他们都会去找占星家，请求他指点迷津。舞池中每一对翩翩起舞的男女，都受命运之神眷顾。度完假，搭乘邮轮从果亚返回孟买的帕西教徒（可能是弗雷迪的朋友或远亲），也许会聚集在船舱中，旁若无人，引吭高唱英美流行歌曲《芭芭拉·艾伦》《白杨树丛》和《我不是铁石心肠》。但他们在孟买创造的那个欢乐的小英国，却具有强烈的德鲁伊教色彩。他们崇拜火，他们的教义褊狭而诡秘。在他们人生旅程的终点，矗立着阴森森的“寂静塔”，门口镌刻着古代图腾，墙后举行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
与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人不同的是，对这儿的印度人来说，内在和外在世界是分不开的。两个世界和平共存。印度只是假装成殖民社会，因此，它的荒谬很容易显露出来。它的模仿既是殖民地式的模仿，又不纯然是殖民地式的模仿。那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特有的一种模仿——这个古国，在过去一千年间，并未拥有自己的王室和本土贵族统治阶层，早已经学会挪出一些空间（但那也只是在社会的顶层）容纳外来的入侵者。在这一千年中，外在的模仿对象不断变换，但内在世界永远保持不变，而这正是印度人生存的秘诀。因此，像奥文顿这样的一位十七世纪末期的旅行家，他所撰写的旅游指南，直到今天，在很多方面仍旧适用于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前，印度人模仿的对象是莫卧儿人④，未来，他们也许会模仿俄国人或美国人，今天，他们模仿英国人。
“模仿”也许是一个太苛刻的字眼，不太适合用来描述影响印度社会这么深远、这么广泛的东西：建筑物、铁路、行政体系、公务员的培训和经济学家的养成。描述一位印度科学家特有的行为比较适当的字眼也许是“精神分裂”：就任新职位之前，他会事先请占星家替他选个良辰吉日。但我还是坚持要用“模仿”这个词，因为取得了很多成就，这种“精神分裂”的症状就被掩盖了，因为我们看到的现象，有太多只是单纯而荒谬的模仿，令人啼笑皆非，而根据我的观察，在全世界各色各样的人种中，印度人最具模仿天赋。那位第一次跟我见面的印度陆军军官，乍看起来，跟英国陆军军官简直一模一样。他刻意把自己装扮成英国人：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全都是英国式的，连喝酒也讲求英国品位。摆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社会，这种印度式英国模仿简直就像一首狂想曲。你越看就会觉得越荒谬。你刚抵达印度时的感觉，渐渐获得了确认和证实：印度人模仿的并不是真实的英国，而是由俱乐部、欧洲老爷、印度马夫和用人组成的童话式国度——“盎格鲁－印度”。整个印度社会仿佛被一个漫不经心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说他漫不经心是因为这个骗子玩够了，不感兴趣了，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那帮“盎格鲁印度人”，每个星期天早晨，成群拥进加尔各答的教堂，膜拜早已经被它的欧洲子民遗弃的神，留下弗雷迪和他那满口英国俚语：“安迪，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扔到那儿去吧。”留下那个同样满口怪腔怪调的印度陆军军官：“唉，我的天！今儿个我感到好累！”这个骗子还留下一大堆词汇，诸如“民防线”、“兵营”和“开小差”……这些充满魔幻色彩的字眼，如今已经被印度人全盘吸收，变成“印度化的盎格鲁－印度”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度，主宰大众品位的是琐碎无聊、充斥着八卦新闻的《女性杂志》和《每日镜报》，而霍克斯比太太就像住在城郊的米勒曼特①，是优雅举止的权威。
社会顶层倒还存留着一些空间。在这一股模仿风潮中，一个新贵族阶级渐渐形成了，崛起了，但它的成员并不是政客和公职人员，而是那群在外国（主要是英国）公司服务的企业主管。印度人管这帮新贵叫“箱贩”。当初保留给外国人和征服者的特权，如今全都归属他们。这个新兴商业阶级，也正是马立克（每月“支领”一千两百卢比的工程师）和马贺楚（月薪六百卢比的公务员）全心全意追求的目标，却不得其门而入。两人失望之余，就开始讥笑起这批新贵来。我们现在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一等哦，就像他们比蓝纳士高一等那样。记得蓝纳士吗？那个身穿印度式宽松白色棉布裤子，下班后赶搭通勤火车回到玛哈姆区公寓房间的速记员。而蓝纳士又比佛法特路那位“欢乐姑娘”的用人高一等。至于低贱的帕西教徒，那就更不用说了。度完假，搭乘邮轮从果亚返回孟买，同乘一艘船，我们却根本听不到他们引吭高歌《阿夫顿河水慢慢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