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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纳不看她了，盯着地板。

“对不起，爸爸。我惊着你了吗？”

“没有，”斯通纳说，“也许，让我感到意外。其实我们最近这几年彼此并不怎么了解，对吧？”

格蕾斯把目光移开，不安地说，“嗯——我想是吧。”

“你——爱这个男孩吗，格蕾斯？”

“噢，不爱，”她说，“事实上，我并不怎么了解他。”

斯通纳点点头。“那你想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说，“其实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想成为麻烦。”

他们坐着，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斯通纳开口了：“嗯，不要担心。不会有问题。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无论你想做什么，都没关系。”

“嗯，”格蕾斯说，她从椅子里站起来，接着又向下望着父亲说，“你和我，我们现在还能聊一聊。”

“是的，”斯通纳说，“我们还能聊一聊。”

她走出工作室，斯通纳一直等到听见她楼上的卧室门关了。接着，在回自己房间之前，他先轻轻地上了楼，打开伊迪丝卧室的门，她睡得很香，全身穿着衣服蜷缩在床上，床头灯的光打在脸上。斯通纳把灯熄了，下了楼。

第二天吃早饭时，伊迪丝几乎已是兴高采烈。她没有流露出丝毫昨晚表现出的歇斯底里的痕迹，她说话的样子好像未来不过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臆想的问题。得知那男孩的名字后，她更是高兴地说：“现在好了，你觉得我们应该跟他父母接触下，还是先跟男孩谈谈？我们来想想——这是十一月最后一星期。再过两星期吧。那时我们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也许可以举办一个小型的教堂婚礼。格丽丝儿，你那个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伊迪丝，”斯通纳说，“且慢。你太想当然了。也许格蕾斯和这个年轻人不想结婚呢。我们得把这事公开跟格蕾斯谈谈。”

“这有什么可谈的，他们当然会结婚的。毕竟，他们——他们——格丽丝儿，告诉你爸爸，给他解释下。”

格蕾斯对他说：“没什么关系，爸爸。这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这事真没关系，斯通纳意识到。格蕾斯的目光呆呆地越过他，看着她并没有真正在看的远处一个地方，毫不惊奇地沉思默想着。斯通纳仍然沉默不语，任由妻子和女儿制订着她们的计划。

决定好了，格蕾斯的“年轻人”，伊迪丝这样称呼他，好像他的名字有些忌讳，他将被邀请上家里来，和伊迪丝“谈一谈”。她安排在下午，好像一出戏里的一幕，有出口进口，甚至还有一段台词或者两句对话。斯通纳找个借口先走，格蕾斯先留上一会儿，然后找个借口走掉，留下伊迪丝和这个年轻人单独交谈。半小时后斯通纳回来，然后格蕾斯再回来，这个时候，一切安排都已就绪。

最后完全按照伊迪丝计划的执行了。后来，斯通纳寻思，多少有些可乐，当年轻的爱德华·弗莱怯生生地敲开门，然后被领进一间貌似充满道德敌人的屋子时，他会作何感想。弗莱个子很高，相当壮实，五官模糊，隐隐约约有些沉闷。他有那么点麻木的难为情和害怕，而且谁也不看。斯通纳离开房间时，他看见这个年轻人塌坐在椅子里，手臂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地板。过了半小时，他又回到房间时，年轻人还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好像面对伊迪丝鸟儿般欢快的炮轰，纹丝未动。

但事情全都解决了。伊迪丝用一种高亢、造作，但真心快乐的声音告诉他，格蕾斯的“年轻人”出身于圣路易斯一个很好的家庭，父亲是经纪人，而且可能有段时间跟她父亲或者至少她父亲的银行有过交道，还说这个“年轻人”定好举办一场婚礼，“会尽快，很不正式，”还说两人都休学，至少一两年，在圣路易斯住下来，“换换环境，重新开始。”还说虽然他们不能读完这学期了，但还想去学校，直到放假，那天下午就结婚，应该是星期五。其实毫不温馨——不管怎样。

婚礼是在一个法官杂乱的书房里举行的。只有斯通纳和伊迪丝出席了仪式。法官的妻子，一个头发灰白凌乱的女人，带着副永远不变的愁眉苦脸的表情，在举行仪式时还在厨房里干活儿，仪式结束时就走出来，只是在文件上签了个名，作为见证人。那是一个寒冷凄凉的下午。日期是1941年12月12日。

结婚前五天，日本轰炸了珍珠港。斯通纳怀着以前从未有过的五味杂陈的心情看着婚礼。跟许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样，他被某种自己想来只有麻木的东西紧紧抓着，虽然他知道这种感觉里混杂着各种深沉、强烈的感情，乃至都不便承认，因为没法与它们共生。他觉得这是一种公共悲剧的力量，一种恐怖，一种如此无所不在的仇恨，连私人悲剧和个体不幸都被转移成另一种生存状态，而且被那种宏大强化了，这一切都在这种宏大中发生，感觉就像一个孤独的坟墓带来的冲击力可能会被周围巨大的荒凉衬托得更加突出。他怀着一种几乎毫无个人感情色彩的怜悯，看着这场伤感的小小的结婚仪式，而且奇怪地被女儿脸上那消极、漠然的美，被这个年轻人脸上闷闷不乐的绝望打动了。

仪式结束后，两个年轻人愉快地爬进弗莱家小小的敞篷车，前往圣路易斯，他们还要去那里拜见另一对父母，然后住下来。斯通纳看着他们驱车离开家，仍然觉得女儿是一个曾经在某个已然遥远的房间，坐在自己身边的小女孩，带着严肃的欢乐表情看着他，仍然觉得是一个早就死去的可爱小孩。

结婚两个月后，爱德华·弗莱应征入伍。格蕾斯决定继续留在圣路易斯，直到孩子出生。不到六个月，弗莱在一个太平洋小岛的河滩上牺牲，作为许多新兵中的一员，他被派去誓死阻止日本人的进攻。1942年六月，格蕾斯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她以孩子父亲的名字取了名，从未见过、也不会去爱的父亲。

尽管，那年六月，伊迪丝去圣路易斯“帮助料理”，其间试图劝女儿回哥伦比亚，但格蕾斯并不想回来。她有个小公寓，还有一小笔弗莱的保险收入，还有公公婆婆，她似乎很开心。

“有点变了，”伊迪丝心烦意乱地对斯通纳说，“完全不是我们的小格丽丝儿了。她经历了很多东西，我想她不愿想起……她让我转告她对你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