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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情况,事情虽然不大,但却显得异常。迪米特里艾兹到这所学校来任教才一年,因此除他之外,我又问了几个人,米特福德的前任莱弗里尔或米特福德本人是否曾经谈及与康奇斯见面的事。回答总是否定的。就莱弗里尔而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很矜持寡言。有一位老师敲敲自己的脑袋说:“他太严肃了。”我打听的最后一个老师是生物老师,在他房间喝咖啡的时候聊起来的。卡拉佐格劳用他那别有韵味的蹩脚法语说,莱弗里尔肯定没有到那里去过,要是去过一定会告诉他。他比其他老师更了解莱弗里尔,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植物学。他在一个柜子的几个抽屉里仔细翻找,取出一盒植物标本,里面的干花是莱弗里尔收集并制作的。说明文字颇为冗长,字写得很清楚很漂亮,使用高度技术性的词汇,偶尔可见用墨汁和水彩勾勒出来的专业性草图。正当我漫不经心地翻阅那些标本时,有一页干花标本掉了下来,上面附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些补充说明。这张纸是从固定它的夹子上滑落下来的。纸的背面写着一封信的开头,虽然已经涂掉,但字迹仍可辨认出来。日期是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两年前写的。“亲爱的康奇斯先生,我很担心,自从那异乎寻常的……”信写到这里中断了。

我没有对卡拉佐格劳说什么,他也没有注意到我发现了什么,我当时立即下决心要去拜访康奇斯。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奇。也许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我好奇,岛上的人都有为鸡零狗碎的琐事着迷的习惯;也许是因为米特福德给了我一个神秘的短语,而我又发现了有关莱弗里尔的情况;更可能因为我有一种有权利拜访他的奇特感觉。我的两位前任都和这位谁也见不到的人见过面,而且都对此事讳莫如深。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轮到我了。

那个星期我还做了另一件事:我给艾莉森写了一封信。我把信寄给在罗素广场住在我下面的安小姐,请她把信转寄到艾莉森新的住处。信中几乎没说什么,只说我有一两次想到她,我已经打探出“候车室”是什么意思,如果她真的想给我写信就回信,如果她不回信我也能理解。

我明白,人在小岛上容易缅怀过去。空间那么大,到处那么寂静,与别人见面的机会那么少,人的精神视野很容易超出现在,于是过去就变得十倍地贴近。艾莉森很可能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想起过我了,她的风流韵事也许已经又添了五六桩。因此我寄那封信就像是把信塞进了一只漂流瓶,虽说不完全是开玩笑,但也差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