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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活动中心和家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比家里有更多欢笑。父亲也时常笑，但却是一种刻薄的笑容，嘲笑母亲说英语时的口音，嘲笑她做的饭，嘲笑她打扫不好房间。如果我们脏兮兮或者带着擦伤淤伤回家，他都会怨母亲。父亲觉得母亲出去工作而不是持家是很荒谬的，父亲经常指责她不是个好母亲、好妻子、好主妇。他的话让母亲烦恼，那个夏天，她都很严肃。

母亲工作之后，她看上去更加强势了，时不时会顶撞父亲。在母亲工作的医院，大家都很喜欢她，她聪明有能力。母亲的英语也有所进步，在邻居中有了更多朋友，他们有些人只说英语，所以父亲不能很好地与他们沟通。父亲是特殊的一代人，他对自己的文化和信仰非常保守。艾利克斯、麦克和我现在更多的时候是说英语的。父亲对此越来越愤怒，并且制定了新的规则。一天晚上，他宣布我们在家里的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说英语，即便是学校不会说西班牙语的同学打电话来，我们的作业需要母亲帮助，也不可以用英语。每当我忘记这条规则并跟母亲说英语时，父亲会迅速地给我教训。

随着父亲的焦虑与日俱增，他对我的暴力更加频繁和残酷。生日过后几个星期的某个深夜，父亲用手紧捂住我的嘴把我弄醒，他按住我然后爬上我的床，把我小小的身体推倒。恐惧冲刷着我，我小声说：“不要，爸爸，不要，不要这样对我。”

他的眼睛愤怒地紧盯着我，他抓着我的头狠狠地撞向床头，凶恶地对我说：“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让我这样做的。”我很害怕，像后院的乌龟一样缩了回去。那晚我在安全的天花板上看着父亲用更加残暴的方式强奸我。他不想知道我是谁，他深深地沉醉于快感之中，中间他将我翻过来，用另一种体位强奸我。我本能地再一次处于分裂状态中，我的耳朵被堵住了一样，听不见他发出的声音。我产生了新的部分去处理不期而至的虐待，并且把强烈的疼痛带走。另一部分在祷告：“圣母玛利亚，我心中满是您的恩德……”突然，我好像听见格拉谢拉夫人在说：“这不是你的错，奥尔加。”我把精力集中在她说的话上，想着她的声音、她的脸庞、她的拥抱以及我从她那里感受到的爱。

父亲走后，我默默地哭泣。我慢慢从床上爬起，去洗手间用温水打湿毛巾，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擦干净。我想要妈妈，我想要被她抱着，想有人能来安慰我，我好想念格拉谢拉夫人。回到卧室，我擦干净自己的床，我想麦克正在隔壁躲在自己的被子里，他说过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我又哭了起来，想着：为什么哥哥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妈妈还在睡觉？父亲甚至没有安静一点，我没有发出声音，但是他声音很大，所有人都听到他对我做了什么。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却没有人帮我，我很孤独。

第二天早上，我的大脑仁慈地分散着我的注意力，我重新开始担心纳尔森夫人是否依然喜欢我。随着夏天的流逝，我越来越喜欢她。我尽量待在社区活动中心时间长一点，帮她的忙，与其他孩子们一起玩，上她的美术和手工课，我不停地做罐子、烟灰缸，不停地画画，她很喜欢我做的东西。

夏天即将落下帷幕，学校就要开学了，但是我很怕秋天。我内在的某些部分发现我在秋天和冬天时会被虐待得更多，因为白天渐渐变短，放学之后我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很多年间，每当夏天结束时，我就会产生这样的忧虑，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它。

在我上二年级的第一天，我遇到了玛丽·约瑟夫（Mary Jo-seph）修女，她很年轻，刚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从她的眼中，我可以看到一种平静，一种吸引着我的温柔平和。玛丽·约瑟夫修女已经对我有某种程度上的了解了，因为过去的两年，她教过我的哥哥们。我很惊讶她可以这样轻易地读出我的名字，我一年级的老师玛丽·乔治（Mary George）修女也教过我的哥哥们，但是她还是为我名字的读音和我糟糕的英语感到困扰。我总觉得我给她添麻烦——我是那个必须要她放慢速度的人，那个有着她读不出来名字的人。

开学之后，玛丽·约瑟夫修女很注意我。或许她知道我的家里发生了什么，所以一直照顾着我。我不清楚她知道了多少，但是她一定是察觉了什么。她总是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手上和手指上的淤伤是怎么弄的，她注意到我总是缺席并且私下问我原因，如果父亲打坏了我的鼻子，她也很快发现。但是我已经被教育得对家中发生的事保持沉默，父亲告诉我不可以透漏给任何人，即便那个人关心我。

学年初的时候，警察局来到我们学校，说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保护大家。在那不久之后的某个晚上，我听到厨房传来母亲的尖叫声。我很害怕，跑下楼帮她，母亲跌倒在地上哭泣着，她的嘴角流着血，一定是父亲打了她。父亲拿着刀站在她面前，大喊着什么。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到客厅里找到电话，就像他们之前教过的那样打电话报警，我告诉接电话的女人：爸爸要杀了妈妈。

母亲听到了我的声音，对我大声喊：“不要，奥尔加。”在我给接线员地址之前，父亲大步走过来挂断了电话，抽了我几巴掌之后冷静了下来，坐在客厅等待警察的到来。他告诉我警察来后要我去开门并且打发他们。母亲清理干净自己，紧张地在门厅等待着。

警察来到我家时，我打开大门，我们三个人一起站在门廊。警察试着跟父亲谈话，他们发现父亲无法说英语，又试图跟母亲讲话，但是警察还是听不懂她的多米尼加口音。然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我看着地板说了个谎，我说我们在学校学过怎么叫警察，我只是想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会来。他们站在门厅几分钟，仿佛不知道是去是留。最后，其中一个警察蹲下来看着我的脸，严厉但是温和地说：“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点点头，他们便离开了。

父亲让我和母亲在门厅等着，他去了地下室，牵出我们的一条狗。他一言不发，将那只狗在我们身边杀死。母亲和我都没有说话，但是我想我们两个都知道他的意思：如果我再打电话叫警察，他会杀了我们。

我不想失去玛丽·约瑟夫修女，也不想让什么人面对与父亲对抗的风险。所以当她问起我的伤口时，我总是撒谎。母亲为我写假条，以各种借口敷衍我的缺席。尽管如此，我觉得有玛丽·约瑟夫修女在照看着我，这让我觉得有些安慰。她与母亲定期见面，就像她教哥哥们的时候一样，她说她想告诉母亲我在学校的近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