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3/5页)

“你非常轻信,鲁卜列希特!难道在城堡里的姑娘中找一个同谋者很难吗?为了两个盾,任何一个姑娘都会同意扮演海伦的角色,而且用不着什么技巧!我甚至几乎确切地知道我们应该怀疑谁。”

我很清楚:没有比闭上眼睛不看的人更眼瞎的了。我没有试图去开导伯爵,没再说话。

还有一次,伯爵问我对于占星术是怎么想的。我引用了众所周知的一句话:“星座不会说谎,但占星家很会说关于星座的谎。”(5)但伯爵愤懑地反驳道:

“我以赫拉克勒斯的名义发誓,我没承想能从比科·得拉·米兰多拉的信徒嘴里听到这样的看法!根据星体的位置寻求预测,如同从一年四季的变化中推导出自己的命运,因为二者都服从于物理规律。”

这里正好应该指出,伯爵虽然大谈所有“新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并视自己为波乔·勃拉乔里诺和埃涅·西里维的学生,但当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他之后,他便经常对我以你相称了,对此我不认为有什么必要。

在冯·维伦伯爵的城堡里的这种生活持续了大约半个月,在这短暂时间的后期我已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尴尬,隐约地渴望着总是支配着我生命的变化。可能,与我模糊的愿望相一致的还有我的命运,它该把我带入到我所经历的故事里最后的、可怕的事件中了。有一天,我按照自己的职责坐在伯爵房间里的桌旁,正听伯爵长时间地讲解有关星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忽然信使走进屋来;由于他带来的信件的重要性,事先没有通报就放他进来了。这是关于特里尔大主教约翰的消息,他正前往出现了新的异端邪教的圣乌里弗修道院,今天晚上他打算在冯·维伦的城堡里过夜。

伯爵说了几句恭敬的话,让信使走了。但当房间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听到一连串的抱怨和责怪。

“唉!”他说,“我的自由结束了。我不能再尽情地享受献身于缪斯的快乐了!唉,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普通的诗人,除了为阿波罗供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职责,或者,为什么我不是个只知道自己书本的穷学者!”

接着,他又恼恨地滔滔不绝地数落起自己的宗主,嘲弄地把他与另外一个宗教界的公爵、我们高尚的同时代人、大主教马戈捷布尔斯基以及曼茨斯基·阿里勃列赫特相比较,把后者几乎奉为人的楷模。使伯爵感到特别苦恼的是他有顾问的称号,至少在几个白天的行程中必须陪同大主教,他当时宣布我也得跟他一起去,因为他无论如何不想中断自己的论文工作。我当然十分乐意地同意了,丝毫也不想在伯爵外出时自己留在城堡里。但当时我决没有想到:这次出行将是注定不祥的,大主教约翰的到来只是命运之神手中的一步棋;为了达到自己隐秘的目的,命运之神也玩弄帝国的公爵选帝侯,就如同玩弄一个普通小卒子一样。

此时城堡里已开始为接待贵宾做准备,仆人们和女佣人们酷似骚动的蚂蚁窝里的蚂蚁一样在所有的走廊和过道里忙碌起来。我自然没有加入到这些忙乱中,仍像来时那样孤寂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黄昏时第二个信使报告说,大主教的大队人马马上就到,我也没参加任何迎接他的活动,因而也不能详细地描写它。不错,坐在自己房间里,我玩孩童的把戏:根据隐约传来的声音竭力猜想院子里、大门口、大厅里正在做什么,说些什么,对宗主的接待与给予浮士德博士的滑稽接待有哪些区别,这些无聊的遐想不能使厚意的读者产生任何兴趣。

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下我可能会不出房门一直待到夜里,假若不是伯爵派人来叫我吃饭的话。我尽可能打扮了一下,就到楼下的大厅去了。这一次它布置得富丽堂皇,点燃了许多蜡烛和长长的火把,大厅里面为音乐家们配备了合唱队,后者手持喇叭和长笛正等待着信号。我马上就在来人中区别出大主教的身形。他穿着深紫色长袍,胸前挂着缀满宝石的金扣环,头戴威严的法冠,相当有气派。但他的随行人员,首席教士、大教堂的神父及其他人,给我留下令人厌恶的印象。看着这些肥滚滚的肚子和油腻腻的、自命不凡的脸,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塞巴斯蒂安·勃郎特不朽的讽刺作品中的难忘篇章。

我估计,当时大厅里聚集了四十多人。为款待他们单独准备了三张桌子,以便根据每人的权力和头衔安排所有的人就座。伯爵、伯爵夫人、罗伯特骑士与大主教及其亲随坐在主桌旁。为所有其他人确切地指定了每个人的座位,我们的少年随从按古老习俗穿着鲜艳的服装,脖子上挂着餐巾,立刻把每一位送了过去。给我指定了旁边一张小桌子上的一套餐具,那儿还有我们的司法总管、城堡神父以及我们的客人的十来个随从人员。我很高兴能在这个圈子里几乎完全不为人注意地躲起来。

我不知道在大主教的桌子旁都做了些什么,因为这次我没有那种强烈的观察愿望。而在我们的桌旁,所有的人贪婪地扑到了我们的厨师竭力炫耀的菜肴上,其中,当然,鱼占多数:梭鱼、鲫鱼、冬穴鱼、鳗鱼、对虾、鲑鱼、八目鳗、鲑鳟鱼。当少年侍从端上一盘盘各种美味佳肴时,当他们热心地斟上一杯杯各种品牌的莱茵河畔的葡萄酒时,只听见一片上下颌骨的喀嚓喀嚓声,只看见一张张鼓起来的咀嚼中的腮帮子。仅仅是在晚餐快结束时,才在我、我们的司法总管和我旁边的一个矮胖的多米尼加僧侣之间产生过一小段对话。最初我是漫不经心的,但后来我是竭尽全力进行谈话的,这在以后可能为我带来了益处。

多米尼加人是从抱怨当今神圣的天主教会在德国乃至整个世界遭受的压制谈起的,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在迫害的残酷性方面,新教徒与欧洲的哥特人、革泰人,非洲的汪达尔人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他们。他随即举出一些事例,说明新教徒是如何抓住忠实的天主教徒,在家人(6)和神父,强迫他们放弃真正的信仰,谁不服从,就用长剑杀死谁,或者吊在篝火上,钉在教堂里带有耶稣受难像的神圣的十字架上,投进河里井里,用各种难以忍受的和耻辱的酷刑折磨他们:比如,强迫马去吃那些活生生的人的内脏,往女人的私处塞满炸药,然后点燃这样的炸弹。我们教堂的神父菲里浦听完这些讲述表示了自己的愤懑。而我对我们的谈话人谈论这些或许是真实的事情所表露的好色狂表示惊讶,因为在洗劫罗马时我也是这类事件的见证人,但那毕竟是一些不多见的、个别的情况。我问了问:我有幸是在与谁谈话。多米尼加人带着热情的微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