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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快结束苏联军队向西挺进的时候，他住在柏林郊区。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两名苏联士兵在街上要他出示证件，然后他们把他拖到一个花园里。他们没花时间分辨他是不是好人，就把他打死了。几个邻居把他埋葬在不远处的一棵桦树底下，并把他身上剩下的东西交给了警察局：他的证件和他的帽子。

另一个德国作家，菲利克斯·哈特劳伯，和弗列多·朗普一样，也是在不来梅港土生土长的。他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他在占领期间待在巴黎。这场战争和他那身灰绿色的军装让他深恶痛绝。我对他所知甚少。我只是在一本五十年代的杂志上读过他被译成法文的《小人物之见》片段。他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把手稿交给了他妹妹。选文的题目叫“笔记和印象”。他在文中观察了巴黎火车站一家餐馆和里面的人，荒废的外交部，几百个落了灰尘、冷冷清清的办公室，当德国人在那里办公时，彻夜灯火通明，钟声在寂静中响个不停。夜里，他换上便装，为了忘却战争，让自己融入巴黎的街道。他为我们描绘了他夜游的一条线路。他在索勒弗里诺站上地铁。在特里尼德站下。夜黑黢黢的。那是夏天。空气是热的。他在宵禁的夜里沿着克里希路一路走去。在妓院的沙发上，他注意到一顶蒂罗尔式的帽子，不起眼，孤零零的。姑娘们在眼前一一晃过。“她们心不在焉，在绿幽幽的灯光下，像一群梦游的人。”他写道，“一切都浸染在一种奇怪的热带水族馆般的光线里，鱼缸的玻璃很热。”他也心不在焉。他远远地看着一切，好像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与他无关，他只在意日常生活微乎其微的细节，感受它的氛围，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和弗列多·朗普一样，一九四五年春他死于柏林，三十二岁，在最后的几场战斗中，他被错误地放在一个充满杀戮的末世，心不甘情不愿地穿着不属于他的军装。

现在，为什么我的思绪，会在众多的作家中挑中诗人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同一时期，厄运也降临在他身上，和前面提到的两个作家一样，似乎总有那么几个人要扮演避雷针的角色，为了让其他人可以幸免于难。

我曾经走过罗杰·吉贝尔—勒孔特路。那时候，我和他一样常常去城南的街区：布吕讷大街，阿雷西亚路，普利马维拉旅馆，绿道街……一九三八年，他还住在奥尔良门街区，和一个德国犹太人露丝·克罗嫩伯格一起。后来，在一九三九年，他还跟她在一起，住在稍远一点的普莱桑斯街区，巴尔迪内路16号乙的一个工作室里。我曾经多少次走过这些大街小巷，却不知在我之前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已经走过……在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的格兰古尔路，一九六五年，我常常一下午都待在格兰古尔广场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住就住在蒙马特尔42—99号那条死胡同尽头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全然不知罗杰·吉贝尔—勒孔特三十年前也在那里住过……

就在同一时期，我遇见过一个名叫让·比尤贝尔的医生。我当时以为自己肺部有阴影。我请他给我开一份证明好免服兵役。他约我在阿莱雷广场他上班的诊所见面，他给我拍了片：我肺部什么都没有，我希望退伍，尽管当时并没有战争。只是，一想到要过军营生活就让我感到难以忍受，那肯定就跟我从十一岁到十七岁在寄宿学校里一样度日如年。

我不知道让·比尤贝尔医生后来怎么样了。几十年后，我得知他是罗杰·吉贝尔—勒孔特的挚友之一，后者在我那个年纪，也曾请他做过一样的事情：为了可以退伍让医生开一个证明，说他得了胸膜炎。

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滞留在占领区的巴黎……一九四二年七月，他的女友露丝·克罗嫩伯格在自由区被捕，当时她刚从科利乌尔镇的沙滩上回来。九月十一日，她被送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一周之后就是多拉·布吕代。露丝·克罗嫩伯格，一个出生在科隆的年轻女子，因为种族歧视法，于一九三五年来到巴黎，那年她二十岁。她喜欢戏剧和诗歌。她学了缝纫，制作舞台服装。她很快就在蒙马特尔的一众艺术家中结识了罗杰·吉贝尔—勒孔特……

他一个人继续住在巴尔迪内路的工作室里。后来，一位在街对面开咖啡馆的费尔马夫人收留了他，照顾他的起居。他已经变得跟幽灵一样。一九四二年秋，他开始在城郊游荡，一直走到布瓦科隆布的山楂路，为了从某个名叫布雷阿瓦纳的医生手中搞到能让他弄到一点海洛因的处方。他在频繁往返的路上被人盯上了。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被逮捕并被送进戒毒所。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月后，他被释放，但因“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克隆布、布瓦科隆布、阿斯尼埃尔等地没有正当理由非法购买并持有镇静剂、海洛因、吗啡、可卡因……”被判假释等候法庭传唤。

一九四三年初，他在艾皮奈诊所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费尔马夫人安排他住在咖啡馆楼上的一个房间。他住院期间把工作室借给一个女大学生住，女生在那里留下一个盒子，里面是一管管的吗啡，他就一滴滴地服用。我没有找到那个女生的名字。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布卢塞医院因破伤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他在二战爆发前几年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中一本名叫《生命，爱情，死亡，虚空和风》。

我不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在一九四五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在孔蒂码头15号公寓，从一九四二年起我父亲就一直住在那里——前一年这套公寓租给了莫里斯·萨克斯——我童年的卧室就是那朝院子的两间房中的一间。莫里斯·萨克斯说他曾经把这两间房借给某个阿尔贝，外号“瘤牛”的人住。此人在家里收留了“一帮刚开始写作、梦想成立一个青年剧团的年轻演员”。这个“瘤牛”的全名叫阿尔贝·夏基，和我的父亲同名，出身于萨洛尼卡的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一九三八年，二十一岁的他在伽利玛出版社用弗朗索瓦·维尔内的笔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三十年后，我恰好也在这个年纪做了同样的事情。后来，他参加了抵抗运动。德国人逮捕了他。他在弗雷讷第二队的218号牢房的墙上写道：“四四年二月十日瘤牛被捕。被严密看管了三个月，五月九日到二十八日被审讯，六月八日接受探视，在盟军登陆两天后。”

他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那一批被送往贡比涅集中营的，一九四五年三月死于达豪。